暴利支架与暴利药一样，说到底都是“以药养医”惹的祸，要让心脏支架回归理性，必当纳入“以医养药”之大视野破解，而不能靠一纸“限价令”。
“今天大家都非常迷信支架，崇拜搭桥。它对急性心肌梗死非常有效，但根据现在的统计资料，一半的支架都不靠谱儿。因此，在稳定的情况下，我作为心脏科大夫不建议做支架。”我国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在13日召开的第23届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上如是说。
近年来，在反心脏支架迷信、心脏支架暴利的阵营中，胡大一绝对是领军人物。曾为该项技术的推广者、顶尖人物，停下手中的手术刀，并“倒戈”成为批评者，他的经历耐人寻味，他的言论振聋发聩。
“一半的支架都不靠谱儿”，无论是指器材质量，还是手术可靠性，这个数字出自专家之口都是可怕的。其实，心脏支架手术的怪乱，早在2008年开始便有媒体陆续曝光，这一领域的医患纠纷也时有发生。至于被坊间所熟知的这组数字：一个国产支架，出厂价3000元，卖给医院27000元，一个进口支架出厂价6000元左右，卖给医院是38000元，这是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2011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透露的。也即说明，心脏支架暴利问题已经升至全国两会。
因为竞争日渐激烈，支架价格有所下降，但仍在万元之上，远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高居发展中国家之首。以致业内戏称，同样是一台心脏支架手术，在中国所花的费用，相当于在印度做完之后再在印度旅游一圈。可叹的是，心脏支架超过贩毒的暴利，不仅仅让患者多花了许多冤枉钱，暴利与医德缺失叠加催生的过度治疗，还伤了患者的“心”。
据说，国外很少病人需要3个以上的支架，而国内不少病人被放5~10个。成都有一位患者居然被医院放了17个支架，筑成一道蔚为壮观的“钢铁长城”，堪称史无前例。每放1枚支架，患者都要被迫在“鬼门关”上走一遭，并且留下无尽的风险与麻烦——终生服药，可是这一切都被巨额的利益黑洞遮蔽了。因为暴利，医院争相开展此项手术，甚至给相关科室下达“支架任务”；因为暴利，医生乐此不疲，“支”人不倦，一个常年走穴的医生，一年灰色手术收入可达数百万，一些医生由此沦落为“支架安装工”。
不可否认的是，心脏支架过度安装，并不完全是医生单方面原因，也有自患者要求所致。很多患者认为吃药、打针太麻烦，放支架可以一劳永逸，并且能除病根，因此主动要求放。不管有多少原因，一种材料或手术被无原则、无节制地滥用是不正常且充满风险的。对心脏支架手术暴利以及由暴利引发的过度治疗，再不能坐视不理，默许纵容，任由发展，大概要不了几年，大部分中国老人都将“被支架”。不算经济账，也要算风险账。
过度治疗皆因支架暴利而起，治理心脏支架乱象，必当清除暴利，方能釜底抽薪。暴利支架与暴利药一样，说到底都是“以药养医”惹的祸，从生产商、代理商到医院、医务人员，一个长长的利益链，吞噬着其中的巨额利润。因此，心脏支架回归理性，必当纳入“以医养药”之大视野，予以破解，而不能靠一纸“限价令”，给支架一个“天花板”了事。此外，一个独立于医院的第三方监管机构和监控网络，对于医院所做的手术、医生所开的药品进行审核，防止将医疗当成单纯的逐利行为，以保障患者的权益，十分有必要。尤其像心脏手术，除了医学专家，还需要公共卫生专家甚至是律师参与，适度监督、进而限制院方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