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大学《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发布。报告称，国内81个市级政府，达到财政透明平均水平的仅43％。如果按照“60分及格”的标准，81个城市财政透明度及格仅7个，及格率为8．6％。在财政公开信息中，政府更愿公开预算而非决算，对预算外花销，81个市政府无一公开（6月12日《中国经济周刊》）。
法治政府的要义是政府要自觉依法施政。比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5月1日施行后，各级政府应该依法主动公开财政预决算。然而，清华大学的这份研究报告却显示，81个市政府财政透明度仅7个及格。尽管清华大学的评价标准科学与否还有待观察，但“及格率为8．6％”还是说明多数市级政府法治观念淡薄。
这份报告指出，财政透明度呈现“预算透明，决算隐秘，预算外不公布”这一特点。何以出现这一怪象？笔者以为，所谓“预算透明”只是相对而言，即使预算案公开，纳税人看不懂也不算透明。决算隐秘，主因是不想让实际花费见光，恐怕是担心纳税人批评政府花钱“大手大脚”。而预算外花销不公布，显然是担心某些腐败行为泄露。换言之，越涉及腐败性花销越不愿公开。
从各种报道来看，各级政府财政透明度总体上很不理想：一是调查显示半数民众看不懂部委所公开的财政预算；二是81个城市财政透明度及格仅7个；三是某些地方财政透明度反而在倒退。例如，2009年广州财政局在网上公开广州114个部门预算，而到了2010年主动公开财政预算案的单位骤降到29个。何以出现以上三种现象？值得反思。
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不少部门和地方政府长期习惯于花钱不受监督，要纠正这种不良习惯不太容易。而纠正这一习惯的唯一办法就是法治：一方面是完善法律制度。财政预决算如何公开、透明的标准是什么、不透明该怎么办，无疑需要预算法作出明确规定。但遗憾的是，现行预算法是1994年出台的，严重滞后，理应早日修法，然而至今未见完善法律。
另一方面就是落实法律制度。尽管预算法没有重新修订出台，但并不等于对财政透明度不及格没有治理依据。例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由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这样的规定不见落实。
也就是说，对于多数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不及格，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应该有所作为。而且，司法机关也应该支持财政透明。最高人民法院去年出台规定，政府拒不公开信息可起诉。另外，人大代表还可以行使质询权。但问题是，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人大代表是否愿意得罪各级政府，鞭策财政透明？
当然，无论是问责失职的市级政府，还是督促财政预决算公开，前提是建立一套完善的评价机制、责任追究制度，即对于各级政府财政透明度，不仅要由清华大学这样的研究机构进行专业评价，还应该让纳税人进行社会评价。同时，根据财政透明度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惩罚措施。也就是说，要建设法治政府首先是健全法律制度。
在笔者看来，尽管清华大学《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结论也许不一定是最准确、最合理的，但有一定参考价值。期待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针对财政透明度不及格的市级政府有所作为，更期待相关城市的人大代表及时行使质询权。总之，既不能让关乎公共利益的这一研究成果白白浪费，更不能让纳税人的知情权、监督权沦为纸上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