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一家酒店做维修工的山东人赵忠伟有着一头浓密黑发，不过，那是一顶做工精细的假发，200元。此外，他的身份证上年龄也阴差阳错“缩水”了7岁。如果没有这些“伪装”，1963年出生的他很难在城里找到工作。赵忠伟和他的同乡所面临的是一个典型的中年农民工困局——在农村，他们被归为剩余劳动力；在城市，他们几乎找不到合适工作，城市和工厂更欢迎年轻力壮、手眼灵敏的年轻人。（5月29日《第一财经日报》）
也是，“农民工”的称呼喊了30年，大家都老了。即便是那些十几岁就进城打工的小青年，如今也应该50多岁了。用赵忠伟的话说，“同村像我这个年龄的，早就当爷爷了”。在传统的语境中，当爷爷不仅是辈分高了，同时也意味着可以含饴弄孙坐享清福了，不过，依然奔波在城市里的中年、老年农民工显然做不到这一点。他们还得整天绷紧神经，和儿子辈的青年农民工拼体力，“爱拼才会赢”，不然，根本无法在城市里继续存身。
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超过30岁的农民工比例高达61％，其中，41岁～50岁占比24．0％，50岁以上农民工占14．3％。在城市化的道路上奔跑了30多年之后，只见农民工头发熬白、皱纹渐深、年龄老化，却少见身份地位的积极变化，这样的艰难与困顿，不免让人慨叹不已。
其一，城市应该尽快消除制度因素的障碍，主动以制度创新降低农民工融入门槛。客观地讲，与以前相比，目前农民工的处境确实有了很大好转，但是，困扰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的制度因素依然很多，比如社保制度、住房、子女教育等等，不少城市在规划设计这些制度的时候，并没有更多考虑农民工的需求，也缺乏相应的制度配套。其所覆盖的人群，并不包括农民工。即便出台一些零星的政策规定，也只是局部释放出来的一点政策善意，不可能改变中年农民工的艰难处境，中年农民工在奉献了青春和汗水之后，背着背包回农村可能还是无奈的选择。
中年农民工并不是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包袱，某种意义上讲，这一群体经过多年一线劳动的锤炼，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而且体力、精力也并未像城里人想象的那样完全消退。在普遍缺工的大背景下，城市政府完全可以转变思路，让中年农民工能够在城市里留下来。更何况，从长远来看，农村也已经无力为城市无休止地提供劳动力，农村的“蓄水池”中，不可能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青年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再榨取青春以求发展，可谓正当其时。
其二，农民工自身也应该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实现劳动力再造，不能总是在简单劳动的轨道上自由滑行。目前，很多地方都在进行农民工培训的工作，这项工作无疑具有极大的正当性。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很多地方的农民工培训流于形式，往往只是搞出一大堆好看的数字，很难真正落到实处，很多农民工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样一项政府扶持的培训计划。当下之计，除了继续强化农民工培训，把工作做实做细之外，还应该引导农民工自己有意识地在职学习，提高技能，以适应新的需求和挑战。
有关部门在制订最低工资标准的时候，也应该考虑年资，而不是只是按照岗位确定工资标准。要知道，这样做不仅仅是对中年农民工的体恤、照顾，更是对整个社会的一种积极姿态。企业或许有所选择，而社会不能抛弃每一个生命个体，这既是政府的职责，也是社会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