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越来越热，全国大部分地区即将被高温覆盖。国家安监总局、卫生部、人保部、全国总工会四部门联合修订并起草了《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目前向社会征集意见已经结束。这意味着已有52岁高龄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办法》即将退出社会舞台，全国范围内的防暑降温措施终迎立法(5月27日《重庆晨报》)。
一定程度上，规制社会行为并不一律适用于“法海战术”，调整社会矛盾也不能陷入“立法依赖”。但是，公布于1960年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条例》的确年事已高，其所反映的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社会状况和经济状况，当时的立法者显然无法想象到今天的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正是受此羁绊，前年和去年夏季国内部分地区持续高温不断，高温诱发劳动者死亡事件不断上升，但相关监管部门却是“高温保障零投诉零受理”，基层劳动者权益在高温中备受炙烤。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高温下的劳动保障已经不仅仅是“体面劳动”的问题，更是防止职业病和工伤事故的必要措施;也不再是一项基层劳动者的阶段性福利，而是不可回避的劳动者权利保护问题。放到今天第三产业高度发展并且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现实中，高温下的劳动保障缺失，更是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只有通过立法才能予以根本上的回应。一个温情的社会，必然是法规站在权利的立场作充分表达的样式，是以立法为民生“防暑降温”，既是法制的进步，也是社会文明的累进。
但是，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作为《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的上位法——《职业病防治法》和《劳动法》，在现实语境中并没有得到刚性张扬。换句话说，作为更具规制力的《职业病防治法》和《劳动法》刚性不起来，已经让相关领域的法制环境逐渐变得不理想。基于此，《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能否“药到病除”，让高温劳动的“温度”降下来，就很值得担忧。
揆诸细节，相关舆论将《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的亮点之一，定位到用人单位违反国家有关法规、危害劳动者身体健康，问题严重的追究单位及其负责人的相应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事实上，《职业病防治法》的法律责任以罚款为主，《劳动法》的法律责任多涉及赔偿条款，即便就此不论，《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的处罚条款也较为模糊，所谓追究“相应责任”不具有足够的震慑力。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维权或许依然走不出艰难的怪圈。
因此，笔者认为，《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要真正拯救高温中劳动者的权益，仍需两方面的努力:其一是加强相关上位法的执法力度，让整个劳动领域和职业病防治规范起来，为社会的防暑降温措施拓展落地的法治环境;其二是需要细化和明确防暑降温的处罚条款与责任追究。法制站在权利的立场表达温情的一面，既需要法治环境的优化，也需要自身细节的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