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广州日报》报道，5月15日，广东茂名人大原副主任朱育英涉嫌受贿行贿受审。朱育英先后收受了当地57名干部共计人民币1238万多元、港币360万元、美元20万元，官员为求升迁送钱给朱育英是当地的风气。检方指其受贿物品包括挖掘机。朱育英称收了这么多钱后，“一分钱都没敢用”，还要出书，警戒后来人。
其实，贪了不敢用的贪官也有先例，如河南巨贪张昆桐在法庭最后一个环节自我反省时说：“我的这些非法所得，我从受贿的那一天起就疑虑丛生，深恐东窗事发，我没动一分钱”。“一分钱不敢用”着实有点“委屈”，而与张昆桐不同的是，朱育英还要出书，警戒后来人，看来又是一个矫情的贪官。
狱外疯狂敛财，狱内舞弄“风雅”，如今，贪官出书似乎成了发挥“余热”的时尚。颇其代表的是“天价烟”局长周久耕狱中高调出书，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曲德臣，在狱中写就一本《人生核算》，书中详细计算了贪污腐败付出的成本与代价。不光是出书，贪官们的一些“感悟”和“反思”也成为经典忏悔语录，常用的有：“一时疏忽”，“一失足成千古恨”，“天堂地狱，冰火两重天”，堕落从“小恶”开始，“囊中羞涩”造成心理失衡，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等等。更有形象比喻的，如即使有了钱，也是“火中取栗“的滋味，这些钱，自己看到怕、想到怕、留着怕、交也怕，就像“炸药包”，炸药在自己这里，引线却在人家手中。还有抱怨组织对其放松监督的，应有尽有。这些“活教材”数不胜数，拼接起来无外乎都是很“无辜”，“幡然醒悟”，“真诚忏悔”，其贪路历程的“纠结”和“痛苦”。
朱育英“一分钱不敢用”，要是写书，或许更有传奇色彩，但与先前的一些“隐身”高手显得小巫见大巫。如江苏盐城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祁崇岳，先后贪污受贿250多起，但他平时吃饭总是稀饭加馒头，亲戚看不过去，还总接济他。人称“租房局长”的重庆市城市照明管理局原局长冉崇华，绰号“冉拔毛”，受贿300万不露声色，长期租房装穷，每年要支付1万余元的房租。如果与这样的人联袂出书，拍成电视剧，想比《潜伏》更火曝。
贪官的忏悔，究竟有多大警示作用，见仁见智。有人说，落马贪官出书，更多为在另一领域证明自己，在外重塑形象，在内寻找内心平衡与昔日的优越感，我宁愿相信此说。在我看来，这些忏悔，掩饰不了贪婪、狡猾的本质，“一分钱不敢用”自然不是真的敬偎党纪法规。对此，我们应提高警惕，千万不要被这些假象所迷惑。
其实，贪的手法千千万万，每个贪官都是一本书，而从这本书里都能找到廉政制建设的诸多问号。有多少官员没有接受反腐倡廉教育、警示教育，读过贪官忏悔书？有多少官员不知道“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警言？为何没能抵制住“一时疏忽”？看来，现有的干部教育还缺乏实效。同样，贪官独揽大权为何监督失灵？“三礼”规定，三令五申，为何不会主动上交？为何升迁送钱是当地的风气？为何边腐边升，小恶成为大恶？为何 “杀鸡难儆猴，兔死狐不悲”？
关键还是要找出腐败的深层原因，要从贪官“忏悔”中寻找到治理的灵感，找到不能贪、不敢贪、贪不着的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说，贪官忏悔出书，或热衷于从贪官经典语录中寻找答案，是不是对现有反腐制度建设的一种讽刺呢？（沈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