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国际金融论坛2012全球年会在北京举行。本届大会主题为：世界经济格局变迁与全球金融改革。图为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在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王悦威/摄
新华网北京11月19日电 （汪文品 万方 李天真）国际金融论坛（IFF）第九届全球年会日前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在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经济转型期最重要的问题是转变发展方式，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实现经济内生增长。他认为，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过程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可能是未来最具增长潜力的产业。
转型期需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
新华网：中国经济转型期最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辜胜阻：中国经济转型期最重要的问题是转变发展方式，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实现经济内生增长。过去三十年我们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成功跨越了低收入国家的“贫困陷阱”，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辉煌的背后存有隐忧：经济规模很大，但大而不强；经济增长很快，但快而不优。企业陷入低端产业的“比较优势陷阱”，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处于弱势地位。创新是经济活力的源泉，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发展要经过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阶段，然后进入创新驱动、财富驱动阶段。创新驱动是相对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而言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也就是说，我们在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增长动力的转换，努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驱动”，从过度依赖“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转向靠“创新红利”和深化改革来形成“制度红利”。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最具增长潜力
新华网：能否说说您心目中未来最具增长潜力的产业吗？
辜胜阻：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有增长潜力的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过程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可能是未来最具增长潜力的产业。历史经验表明，每次危机的过程中往往孕育了一批新兴产业。新兴产业在危机后以其特有生命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力量，推动新一轮的经济繁荣。目前，中国乃至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还未完全走出金融危机阴影，新兴产业将成为各国经济复苏的关键所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密集度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有稳定并有发展前景的市场需求、良好的经济技术效益和较强的辐射带动效应，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此外，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和趋势。20世纪60年代初，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心就开始转向服务业，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有数据显示，目前经济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平均为72%，世界平均为68%，而我国目前仅为43.4%，滞后20多个百分点。“十二五”时期，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将迎来一个大好时期。我国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把大力发展服务业提升到经济战略规划的突出位置，将其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以服务经济的全面发展。
人口城镇化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新华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了将近二十年，它的发展、转型一直绕不开一个难题：人口压力。接下来，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不断转变，您如何看待中国面临的人口挑战？它会对未来中国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辜胜阻：人口因素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方面，人口城镇化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在内需和持久动力，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会制约经济增长。“人口红利”是我国过去三十多年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庞大的劳动人口规模满足了经济高速增长对劳动力资源的巨大需求。充足的劳动供给、较低的总抚养比以及我国居民的储蓄偏好，造成了我国长期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同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促进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了经济增长效率。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制约的人口因素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人口老龄化。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劳动力在2012年之后将开始负增长，这意味着我国劳动力已经从“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转变。在年龄结构方面，人口老龄化严重，统计显示，2011年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8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13.7%。预计到本世纪中期,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峰值4.87亿,老年人口比重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至3个百分点。我国劳动力短缺致使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单纯增加劳动力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传统依赖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将逐渐丧失。未来，我国应该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以单纯增加劳动力投入为主的“要素驱动”型向以技术进步为主的“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如何处理好城乡统筹和城镇化的关系
新华网：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伐加快，您认为，未来解决好“三农”问题，深化改革的难点和主攻方向在哪里？
辜胜阻：解决好“三农”问题难点和主攻方向是要正确处理好城乡统筹和城镇化的关系。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这就为我国解决“三农”问题明确了进一步的方向。加快城乡统筹，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和农民与市民的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也有利于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但城乡统筹的关键和难点在于实现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城镇化率是体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综合性指标，城镇化的过程不仅包含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城镇人口比率不断上升的过程，也有利于实现“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培育“新型农民”，实现农业机械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因此，以城乡统筹发展为导向的城镇化，是实现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的重要内容。未来要推进以城乡统筹发展为导向的城镇化，高度重视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农业现代化。要构建城乡互利互补共赢机制，高度重视城乡平等互利原则、城乡优势互补原则、城乡协调发展原则，实现城乡互动发展，推进以城乡统筹发展为导向的城镇化战略，实现农村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构建城乡一体化的要素集聚机制，鼓励转移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形式，促进土地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大户、种田能手集中，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构建农民工同城市居民的平权机制，着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解决半城镇化问题，实现进城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并通过渐进的户籍制度改革实现进城农民身份变换，推动城镇化进程中进城农民的地域转移、职业转换和身份变换同步进行。
重视用创业带动就业，实现农民工“创业梦”、“市民梦”和“安居梦”，重视通过土地资本化等制度创新解决农民工创业置业融资难问题，加大政府公共服务，鼓励民间投资，构建多元化的筹资机制。完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机制，走大都市圈与中小城市协调共进的均衡城镇化发展道路，一方面加强大都市圈内大中小城市的功能互补，另一方面积极壮大县城、把县城建成具有一定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的中小城市。
实施公平竞争原则是国企改革的关键所在
新华网：您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什么？民资“新36条”出台后，各界都说应重在落实，难点在哪？
辜胜阻：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实施公平竞争的原则。十八大报告中最为突出的亮点之一就是强调公平，提出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公平竞争理论。”“三个平等”的公平竞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
“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要打破行业垄断，放宽民企的市场准入，打破民企准入的“玻璃门”和“弹簧门”，并构建与企业体系相匹配的多层次金融体系，让各种市场主体能够公平竞争，拥有平等获取资源、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机会。明确政府职能，使政府和企业各司其责，让公平和效率回归各自的责任主体。要依法保障不同市场主体在法律面前平等，依法制定和落实各项制度和政策，依法解决社会利益冲突引发的公平和效率问题。难点是深化垄断行业的改革。部分国企利用获得稀缺资源的优势，无偿或低租金使用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方便获得特许经营权、融资倾斜、政策性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轻松跨越市场准入和行政审批“门槛”，在一些上游产业甚至竞争性产业形成寡头垄断，获得超额利润。
早在2005年，国家就出台了鼓励民间投资的“非公36条”，2010年又出台了“新36条”，但是由于政策细则缺乏、既得利益退出机制缺失、投资服务缺陷和执行监督缺位等问题，使得民资在进入垄断行业时仍然面临 “玻璃门”障碍和“弹簧门”障碍。今年，相关部委密集出台了42条细则，使得准入范围更加细化、投资方式更加具体、操作措施更加明确。但由于体制机制障碍，民营资本对于进入垄断领域仍存在疑虑。进入后能否获得公平竞争环境和政策平等对待，仍然是民营企业期待和关注的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