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对民营经济的发展的意义，无论如何估计大概都不会过份。”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义平日前在珠海市委党校就民营经济发展发表演讲时强调，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意义要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李义平指出，民营经济发展的意义首先表现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现在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民营经济占据半壁江山以上，在浙江、广东等省份，民营经济占的比重更高。对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民营经济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李义平看来，民营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加GNP，有利于民富。GNP不同于GDP，GDP讲的是在一国一地区范围内的人，在一定时期提供的按当期价格计算的一切产品和劳务的价格总和。GDP大不等于地区富裕，例如四川人在深圳打工，把GDP留在了深圳，把钱汇到了四川。新加坡人在苏州投资，把GDP留在苏州，把利润转回了本国。
“GNP强调的是本国人、本地人在本国、本地、和外国、外地创造的产品和劳务价格的总和，GNP是真富。”李义平举例说，苏州的GDP可能超过温州，但苏州外资多，温州本地资本多、本地资本是自己富。“市场经济本身首先是民富的体制。”
“民营经济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真正的经济发展，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繁荣是来自于市场经济的繁荣。”李义平认为，你不可能不选择市场经济，但只要选择了市场经济，你就不可能不选择民营经济。
李义平指出，民营经济天生与市场经济协调，除中国外，全世界的市场经济国家无一不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原因在于民营企业天生产权明确，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明确。对此，马克思有过精辟的论述：商品交换是一个惊险的跳跃，如果跳不过去，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产者自己。
“民营经济发展有利于培育中等收入阶层。”李义平表示，中国历史上频繁发生的“均贫富”式的起义，造成了极大的不稳定，其原因在于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形，富人太少太富，穷人太多太穷，不利于社会稳定。所以在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只有官僚、地主，缺少企业家，难以形成更为广大的群体富裕。民营经济的发展可以造就千千万万的群体富裕。民营经济的发展可以造就千千万万的企业家，有利于形成中等收入阶层，“橄榄形”社会构架有利于社会稳定。
“民营经济发展有利于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李义平指出，我国历史上的文化是与自然经济、封建统治相适应的文化，例如重农轻商，重本抑末、官本位、强调封建等级、中庸、畏于冒险和创新，知足常乐等，缺少志存高远的奋斗精神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明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步的。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精神财富，比如正确地对待财富、诚信、平等意识、品牌意识、知识产权意识、竞争和创新意识以及社会责任等。
李义平强调，经济与文化不能两张皮，缺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经济运行就增大了交易费用，市场经济就难以高效运行，应继续总结民营经济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财富的贡献。
民营经济的发展对启动内需走出经济低谷颇具意义。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呈下行趋势，政府在千方百计地刺激经济。实际上只要放开市场，让民间资本平等地进入，就会对刺激经济产生十分积极的效果。民间资本造就的GDP是有效率的GDP，这样的GDP遵循着市场规律，其产品和服务既符合市场需要又严格遵循效率原则。地方政府启动内需的GDP通常效率不高，有时甚至是资源浪费。我们应当区别有效率的GDP和没有效率的GDP。
“民营经济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李义平指出，前苏联基本上是百分之百的国有经济，一夜之间说解体就解体了，中国改革开放前，国有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但同时经济却面临着崩溃的边缘。邓小平曾深刻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比如浙江省民营经济占95%以上，但社会主义的旗帜却在高高飘扬。“中国民营经济占比较大的省份，经济都发达，而且社会主义的旗帜也都飘扬的很好。”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营经济同样是当今社会主义的基础。”李义平呼吁，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应当淡化所有制，应当不存在体制内、体制外，应当最大限度地减少审批，应当有比贯彻“非公经济36条”实施细则更有利于平等进入的制度安排，真正形成公平竞争的格局。“应该遵循有为就有位，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平等竞争中谁的贡献大谁的地位就高。”（记者 傅春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