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国经济在过去10年的出色表现，正在美国乃至世界赢得越来越多的赞许之声。您是怎么看待这些评价的？
凯闻：事实正是如此。从美国政府高官、商界精英到智库学者和主流媒体，近来对中国经济成就的评价正变得客观而积极。例如，《华尔街日报》今年就以“中国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为题刊文指出，中国经济崛起的故事已经被广为传播并为人熟知，中国是金砖国家中的成功典范，凭借过去10年10.5%的年均增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英国法通投资管理公司的一项研究称，2000年中国GDP实现1.3万亿美元，与法国基本相当，但到了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已接近7万亿美元，相当于法德两国经济总量之和。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人们将发出更大的惊叹声：中国当前GDP相当于2000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7国GDP之和。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是很有意思的课题。我比较赞成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的说法，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包括严格的财政纪律、实施自由贸易带来的益处，以及鼓励形成私人资本等，促进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也是这些国家过去10年的经济表现胜过美国的关键因素。所以我认为，美国也需要借鉴中国等新兴国家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
记者：您曾经撰文专门探讨中国发展模式，并认为这种模式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保证。
凯闻：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判断。就在今年，西方对中国作出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动荡等形形色色的预测，这些预测包括银行危机、地方政府的信用危机、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政治和社会动荡以及经济硬着陆等，看空中国的意见很普遍。但是，这些预测忽视了中国经济基本面、中国治理模式的系统性优势。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有韧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中国经济基本面的核心是需求的持续扩张。在今后的20年里，中国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有可能将5亿人口从农村搬到城市，每年带来1万亿美元的新消费需求。中国城市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虽然在过去30年里大大提高了，但离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差得很远，因而存在大量的潜在需求空间。比如，中国私家车保有量预计在未来10年会再翻两番，到2020年将达到约2亿辆。再如，中国“走出去”战略推动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提高了中国的能源安全并给技术创新提供了一个额外的平台。需求的持续扩张，将导致投资继续享有可观的边际回报率。
其次，中国成功应对经济下行风险的第二个因素是独特的治理模式，包括国家能力、内部问责和反馈机制、政策试验和长期的决策视野4个系统优势，使中国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政府在战略性产业上的作用仍然存在，决策模式既有集中又有共识，能够较为有效地把握住决策的长期战略价值，而不是短期的现金流。中国的私营经济充满活力，创造了70%的GDP。
再次，看空中国的意见忽略了诸多“减震器”的存在，这是中国经济社会的特色。一是家庭关系带来的经济韧性。在中国传统社会，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关联是家庭结构的固有组成部分。虽然随着现代中国脱离农业社会，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元的地位已逐渐减弱，但是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的家庭仍然是一种强有力的多功能社会安排。亲人的支持，包括大家庭成员之间的支持，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社会安全体系。二是大部分中国人对社会稳定的支持。在上个世纪，中国经历了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动荡，一般民众支持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倾向于保持现状，这种心态有助于降低在经济和政治冲击下的社会波动。三是政府拥有足够财力，在处理经济问题时游刃有余，与某些发达国家的财政困境形成了鲜明对比。四是强有力的政治基础结构，确保政府的各种应对危机政策得以有效执行。
我认为，中国治理体系中的系统优势和诸多“减震器”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中国政府在过去30多年中，保持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政治的基本稳定，帮助6亿人口摆脱贫困，并且显示出极强的适应能力。这也是中国取得非凡的经济成就的可靠保证。预计到2030年，如果中国的人均收入从目前的5000美元左右提高至16000美元，那么其经济规模就可能位居世界第一。到那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将对国际经济、社会和政治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