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8年货币政策转向以间接调控为主后，央行针对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高达40次，公开市场操作更是高达近千次。而作为货币价格调整主要工具之一的利率，1998年至今调整仅为20次。
2月18日，央行决定再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从2012年2月24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此次下调将释放流动性约4000亿元，结合去年12月5日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连续两次下调，已经成为2012年货币政策相对宽松的标志之一，亦已构成我国宏观目标从2011年“控通胀”转向2012年“稳增长”的主要货币工具之一。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可以相对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为“稳增长”增加一定的扩张动能。但是，我们同样必须承认，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仅限于“宏观总量”，而起不到“微观质量”的作用——也就是说，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所形成相对扩张的信贷规模，这部分由此相对增加的信贷供应量，因缺乏货币价格层面的信号，导致银行和企业均难以基于财务成本进行评估。从而信贷规模相对增加的结果，仍将以大中型企业受益为主，而很难流到急需资金的小微企业。
货币政策对“调数量”的痴迷，是1998年央行取消带有计划经济特征的贷款规模控制后，执行以间接调控为主货币政策的主要特征。当然，货币政策的数量工具，除存款准备金率外，还包括央行正回购、逆回购和再贷款等公开市场操作。
近15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对“调数量”较为重视，对“调价格”较为忽视，我们可以通过粗略统计得出：自1998年货币政策转向以间接调控为主后，央行针对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高达40次，公开市场操作更是高达近千次。而同期央行对价格工具使用的频率和力度，则明显要少很多，以作为货币价格调整主要工具之一的利率为例，1998年至今调整仅为20次。
仅以2010年底我国宏观政策转向“控通胀”以来，我国存款准备金率调整高达11次（9次上调、2次上调）、公开市场操作逾百次，在数量型货币工具频繁使用时，同期我国的利率调整仅有5次（加息占主导）。
如果说，在2005年我国银行业刚刚通过合规改制，因存在国家财政此前高达4万亿元的注资和冲销成本，需要通过较高的利差垄断获取收益，尚不宜急于放开利率管制。但是，2006年后我国大型银行、以及部分股份制银行陆续上市，其所赚取的利润累积已足以覆盖此前财政注资及冲销成本，此时货币政策仍然过于痴迷于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数量工具，而过于忽视利率等货币价格工具，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此外，在1998年我国货币政策转向以间接调控为主时，因彼时我国金融市场的规模相对有限、且货币价格的传导机制尚不健全，而偏向于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数量工具，应该说尚有合理性。但是，在我国金融市场急速扩张、且货币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渐明显的近几年，仍然过于忽视利率等货币价格工具的作用，则不仅会弱化我国银行业的真实经营能力，更会弱化我国实体经济对货币成本核算的敏感度，至于总量逾千万的小微企业，则更会持续陷入“货币宽松信贷难，货币紧缩信贷更难”的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