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控制通胀成为中国经济的头等大事，中国的通胀问题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是输入型的，还是流动型或是成本推动型的?确实是我们必须搞清楚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对症下药。
从某种程度而言，中国当前全面的价格上涨应该是对长期以来要素价格失衡的一种回补。
从全球范围看，当代发达国家进入了长期的后工业化进程，并且展开了水平分工体系，也同时形成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价格体系。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基础相对落后，只能与发达国家展开水平垂直分工，即主要以原材料和初级加工产品与发达国家的深加工产品交换，由此不断拉开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其全球化分工体系，由于国际竞争激烈，发展中国家产品被迫接受较低的价格，并压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这样就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高低相差悬殊的两种价格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由于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的劳动力，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此外，处于低要素价格状态，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资金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以低价的中国制造出口全球，并通过贸易顺差回流境内的格局。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长期保持经常账户顺差意味着穷国向富国输出资本，以便为富国的消费和投资提供融资来源，形成了中国补贴全球生产成本，补贴美国消费者福利，补贴全球化红利的失衡格局。
而今，中国低劳动力、低要素价格的情况将发生重大改变。当经济体超过或临近“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是工资水平的转折还是劳动力供求的转折?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主要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在“起飞”阶段的发展形态，表现为传统部门为现代部门提供“不变工资”和“无限供给”的充裕劳动力。但这种状况将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亦即出现“转折”。
当前，中国正逐步走出第一阶段，这预示着，资本的原始积累初步完成，劳动力的低工资时代即将结束，这意味着现代工业部门已经不能再用“不变工资制”来吸收“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样工业部门的利润有可能越变越薄，更多的资金从实体经济出走，尤其在流动性的推动下资本品价格(某种程度上农产品也可被视为类投资品)将以更快的速度上涨，出现要素供给赶不上货币需求的长期结构性矛盾。
因此，管理通胀正确的长期取向应该是：实现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通过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化解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通胀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