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的增减，关乎经济运行全局，关乎全体国民。在经济形势依旧扑朔迷离的后危机时代，到底是增税还是减税，已成为各国政府难念的经。
为了对抗债务危机和维护经济复苏，欧洲游走在加税与减税之间，力图寻求平衡，但似乎并不成功、反而引发了民众极大的不满。在美国，布什政府推行的全民减税即将到期，奥巴马提出了“区别对待”的修改方案打算为中产阶级实施永久性减税、对富人加税，股神巴菲特亦持类似观点。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例如印度，也推行了减轻税负的经济刺激政策。
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一直推行积极财政政策，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进行结构性减税、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是政策主基调。这和我国宏观税负偏高、已超过GDP30%的不合理现状相一致。
但事实上，从财政收入的实际情况来看，很难找出有减税的迹象：在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一般保持在1%左右的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时，中国的财政收入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增速，而税收增速更是高于财政收入增速。虽然随着基数的提高，今年下半年月度财政收入增速有所放缓，但从绝对增量上来看依然惊人，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可以轻松突破8万亿、税收收入突破7万亿，增速超过20%，远超居民收入增长。
遗憾的是，我们很难发现相关部门在结构性减税方面进行制度设计和规划，反而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加税”情结，即想方设法增加新的税收。给股市去泡沫，收印花税;给房地产降温，酝酿房产税、物业税;为了保护环境，出台车船税……种种理由设立的税种，以及各种精心设置的“梯度征收”，不仅没有实现减税，反而是在物价不断上涨的同时，让公众的消费能力再打折扣，这似乎与拉动内需增长的经济调整政策相矛盾。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中低收入者承担的税负过重，而不是像其他国家主要由富人来支撑税收。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个税的起征点还是在2005年调整的，随着居民收入的整体提高，该税种不仅由一项名义上的“富人税”变成了事实上的“穷人税”。以统计局公布的三季度经济数据测算，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9941元，月均1104元，按照财政部门给出的1.97的赡养系数，就业者人均负担的消费性支出已经达到2175元，超过了2000元的个税起征点标准。其意味着居民的部分基本生活费用也被征税，这不仅不符合国际惯例和个税税收理论，也不适应“扩内需”的经济形势。
要完成经济结构的调整，本身就包含着对过去“重税主义”政策的修正，这也是平衡国、民财富格局的应有之义。尤其是在通胀预期愈演愈烈的当前，如果不能修正收入预期，何谈增强消费信心?要增加居民的收入，减税才是王道，尤其是给中小企业和普通劳动者减税。事实上，近期诸多研究者都开始呼吁减税。例如，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就呼吁实施大规模减税。只有通过财政税收改革，提高公众可支配收入，让公众可支配收入和GDP同步上升，上升速度甚至可以更快一点，这样才能让老百姓消费得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