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6月23日电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今日举行第十二期“经济每月谈”，主题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及其影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研究员解读欧债危机的四个启示，并表示中国面临决策两难，必须在总体政策框架不变的情况下掌握好动态，掌握不同政策工具实施的方向和力度。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今日上午九点在中华世纪坛大屏幕厅举行第十二期“经济每月谈”，主题为《欧洲债务危机是否会造成世界经济“二次探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于2009年3月20日，被认为是目前中国最高级别的智库，理事长为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
贾康谈到第一，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下，欧洲货币联盟内在矛盾有比以往更加清楚的暴露，表现在它的货币形式上统一之后，财政政策却迟迟找不到有效统一的机制，是一个明显不协调的地方。这样的一个经济体以欧洲货币联盟的形式出来以后，进一步发展到现在欧盟共同体里面很多的协调机制是经过多年千辛万苦才努力打造而成的。
但是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间不可避免，国际竞争中欧洲不同的国家需要借助欧盟的形式来应对全球化的潮流，应对国际竞争的压力，寻求各个民族自己利益和他们相互之间共赢的利益趋向最大化。但是内在矛盾在于，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形成货币联盟的同时，财政政策方面虽然想协调，想形成一个统一，这个机制看来非常模糊，一旦有金融危机冲击，压力到来之后，看不到相对有效的协调机制，我指的特别突出表现在财政政策方面。现在我们还在密切关注有没有可能造成世界经济“二次探底”。
为了避免出现经济的“二次探底”，我们中国自己的经济非常重要，我们自己不是危机的问题，是高依存度的情况下不可能独善其身，必然要和世界经济运行中其他的经济体互动，如果说美国、欧盟、日本这样主要的贸易伙伴和经济体，他们有任何比较明显的经济走低的表现，都可能对我们形成负面的冲击，所以我们要密切关注。如果外部出现“二次探底”，对我们经济出现回升的势头又往下形成一种很明显的下拉的力量。我们必须在总体政策框架不变的情况下掌握好动态，掌握不同政策工具实施的方向和力度。
“我体会，现在宏观经济运行在决策层上说的一系列两难，首先一个两难，我们自己率先回升，虽然一开始看起来的通缩压力，但同时又不得不提防，如果外部出现“二次探底”，对我们经济出现回升的势头又往下形成一种很明显的下拉的力量。我们必须在总体政策框架不变的情况下掌握好动态，掌握不同政策工具实施的方向和力度，”贾康说。
第二，从技术角度分析，贾康表示感觉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压力下，原来欧盟成员国以3%和60%所划的警戒线在危机冲击之下失灵了，在签订马约的时候为了协调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取向。在货币联盟框架认可之后，协调以财政政策为主和其他政策配合起来的利益取向，根据他们的经验和各个成员国之间利益的讨价还价整数化两条警戒线，也可以称之为控制线，一个是赤字率，要求每个成员国控制在3%以下，另外一个就是债务率，这个债务占GDP的比重或者相对数要按照60%以下控制。
这个用意很好理解，划定对以后的经济体很有影响，中国说3%和60%是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后来我们曾经做过努力，把情况摸清以后，严格的说，这不是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在欧盟签订马约的时候经过妥协以后划定的两个整数线，想以此来协调利益取向，维持整个欧盟经济体相对平稳有效的运行。但是这次危机来了以后，实践告诉我们，这两条警戒线在过去个别成员国看起来有情况超出可以给予种种提示压力，和预先的警告，哪个国家经济层面有所超过，如果不采取我们称之为的“整改措施”，去消化化解这种局面，如果不采取这种措施，对你所提供的原来那些金融支持，成员国之间原来认同给予的方便条件要有所改变、有所收敛，以此来控制个别成员国自己超出控制线、警戒线。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带头的国家和一般的国家以及力量比较弱的国家超出这个警戒线，大家自顾不暇。
第三个启示，主权债和公共部门债务形成的风险当然是需要控制的，大家不得不用这种融资手段，公共部门债务主权债的风险性到底在哪儿，值得探讨。从经验观察的角度上升到学术研究，理论上寻求的一定的规律性。到一个层面上可以看出，很多事情学者们研究起来很难一下子说清。主权债更多讲对外的外部负债。但是在欧盟的控制线里面，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清晰的在公共部门债务里分出来，是把内债和外债合在一起作为公债划了一个余额不超出60%警戒线。首先在公共部门债务里对外的债务先出了麻烦，同时伴随着当然有内部的负债，在一个比较开放的市场化比较高的经济运行空间，内债和外债肯定是有密切的互动关系。
中国现在相对而言，我们说的负债就是公债，在我们讨论过程中间没有这种意识，先说清楚哪些是外债哪些是内债。过去的数据统计上似乎也把这个放在一起，现在我们只能说就现在看得比较清晰的数据，公共部门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希腊出的事情它的指标按现在看到的数据，赤字率在10%以上，公共部门债务余额相当于GDP的125%出了事。在出事之前，什么时候要采取非常措施去挡，看不出来。横向比较其他经济体，能否比照希腊出问题的现象照此办理实际操作风险控制呢？也不清楚。比如说意大利多年以来不认60%的控制线，公共部门债务余额可以称之为负债率指标，多少年来是在100%左右，现在为止稍微有点上升，还是100%多一点，没有非常明显的跳跃。
第四个启示，中国总的指标不高，但是债务结构上看外债压力不大。 贾康表示中国在赤字大幅提升的情况下，赤字率始终控制在3%之下，暗合欧盟的警戒线，上个年度执行结果是2.8%，绝对量创建国记录，但是相对数在控制是在3%以下。但是相对数按现在测算仍然是2.8%左右，这种暗合于3%的把握，体现了政策极其稳妥，有一个相对清醒的认识，需要扩张但是这个度的把握要力求有它一定的平稳，风险观察起来要在相对安全的水平上。
我们实际的公共部门债务余额占GDP比重的指标，名义指标相当低，不到20%，但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实际上和公共部门债务等价的或者差不多的债务还有比较大的数量，我们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就是国债，也是公共部门负债的组成部分，高盛测算我们的GDP6个点左右，这样加在一起就是25%、26%的水平。除此之外还要加一大块就是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按前一段时间刘明康主席所说的7.38万亿算，应该是现在GDP的22%、23%。合在一起，说一个整数，如果按照粗线条的说法，中国公共部门债务余额算全了相当于年度GDP的50%左右，这里的特征是，中国的外债是比较少的，外债里面的商业性短期债的比重也不是太多。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地方债的规范性程度，规范性太低可能造成公共风险，在大家看不到、不透明情况下某些地区的集聚，积累集聚到一定程度，有导火索触发会导致局部危机，某个地方的资金链想连就连接不上，要断裂，那时候稳定压倒一切，最终的力量是中央政府，中央级的财政银行力量加入进去救火，这个救火的社会代价相当高，怎么控制要有一大套的探讨，有关部门都在探讨地方债务怎样因势利导有赌有疏的去化解风险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时间不到30年，这么短时间内公债指标从很低的水平上升到50%左右，还是值得警醒，这个速率要控制下来，才可以又积极又稳妥的实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持续发展，这里面的细节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据中国网直播文字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