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债务危机让国际金融市场陷入新的动荡，也让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得不推出巨额救助方案。中国驻IMF执行董事何建雄13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希腊危机的教训是深刻的，IMF和各方都必须进行深刻反思，防止类似危机再次发生。
何建雄说，他本人认为，国际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这次主权债务危机又发端于欧元区，危机的源头都是发达经济体。这次危机的一大教训就是，IMF过于将监督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从而忽视了对发达国家存在问题的关注。
“IMF应该反思，它对成员国的监督，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监督是否有效，它是否应该调整监督的重点，从相对偏重于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监督，转为对发达国家的问题同样予以重视，”何建雄指出。
此次IMF从希腊债务危机中要汲取的另一大教训，就是不能只关注一些国家的对外部门政策，而缺乏对一些国家国内政策的监督。他说：“过去几年，IMF把注意力较多放在全球失衡问题上，尤其是主要贸易大国的经常项目和国际收支状况上，忽视了一些地区和国家内部的扭曲和失衡，这使得希腊等国的问题长期未能得到重视。某些地区，比如欧洲，总体上国际收支并没有明显失衡，但实际上内部积累的失衡很严重，削弱了经受冲击的能力。”
为何希腊经济规模并不大，其危机却被认为具有系统性溢出效应？何建雄指出，这是因为市场认为一些其他国家也不同程度上存在类似的失衡，“这些国家的扭曲和失衡得以积累，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应有重视，说明IMF对这类国家监督力度是不够的。”
在何建雄看来，IMF目光盯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有其客观原因。“以前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风险确实多一些，需要基金组织资金援助的也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但也应看到，IMF治理结构不合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IMF的代表性严重不足，也是影响对发达国家监督效果的重要原因。“发达国家在IMF占多数票，虽然一些发达国家内部存在失衡问题，但在发达国家的主导下，IMF关注点仍局限在全球失衡上，使发达国家制约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失衡没有得到有效重视，酿成现在的危机。从这方面看，改善IMF的治理结构和监督重点，加强对发达国家的监督，也有利于发达国家自己，”何建雄说。
具体到希腊，何建雄认为，希腊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其自身问题造成的。希腊加入欧元区后，通胀高于区内平均水平，财政赤字高企，结构性制约突出，竞争力下降。但希腊没有抓住全球金融危机前经济增长较快、外部环境较好的时机，加快结构性改革，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降低财政赤字，减轻内外失衡。在全球经济衰退、市场信心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调整，很痛苦，代价也很大。
何建雄认为，危机也有积极的一面。有关各方和IMF可以从中汲取教训。欧盟和欧元区内部由此加强相互监督，加快改革，增强经济增长动力。IMF在对有关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避免引发更广泛危机的同时，在政策指导、监督上可以多一点推动、鼓励，甚至必要的压力。其他和希腊存在类似问题的国家，可以在问题进一步恶化前加快结构性改革，避免市场信心进一步丧失。
他表示，国际救助只能为有关国家的调整提供一定空间，而由结构性扭曲造成的严重失衡，最终出路只能靠大胆的结构改革。所有国家都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不能等到失衡不能承受时才改革。希腊有比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有欧盟和欧元区为后盾，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则不会这么幸运。
何建雄并且强调，从全球金融危机到目前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发达国家内部政策可能产生的风险必须引起高度重视。IMF也必须痛定思痛，调整监督重点，以更好地管理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其中，IMF加快治理结构改革，顺应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给予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更多发言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