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言论再次甚嚣尘上。奥巴马政府和美国国会多次施压，在不同场合声称要努力迫使人民币升值，以缓解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美国就业。汇率问题的政治化倾向给中国政治和经济体系带来很大压力。此时，中国应该正面回应和反击这种完全不合乎经济逻辑的言论。用“美元三权”这一原理，来揭示“美元霸权”的真面目，阐述要求人民币升值言论的荒诞。
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被赋予了3种与其承担的义务不对等的权利：
第一，美元的对价权，指中国通过输出商品和劳务获得美元平等对价的权利。从形式上看，我们输出商品和劳务，然后换取美元，交易本应是平等的。但是我们输出的商品和劳务是以消耗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为代价，以低廉的价格出售，而美国向我们输出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和劳务时，不用过多消耗他们的资源，价值链短，附加值高，获取高额利润。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所获取的美元对价是折价的，这是美元的折价风险。
第二，美元的储备权，指我国获得的美元以电子形式储备于美国银行的权利，国际结算中又称为镜子账户。目前中国获得的美元大部分以电子账面形式储备在美国美元结算中心的若干家国际银行中。如果美国电子系统崩溃，美元储备权有可能不能及时恢复，导致美元储备的损失。
第三，美元债权实现权，指中国用美元债权购买权益资产和实物等资产的实现权利。中国目前的美元储备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美国机构债、美国公司债和美国股票等权益资产。但是这类权益资产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美元贬值以及由于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规则上话语权和定价权缺失造成的重大损失。理论上，美元储备应当可以用于购买任何实物资产。但是现实中，美国政府出于政治、军事目的，对高科技产品、能源以及先进武器等重要物资的出口施加限制，使得中国美元债权的实现权受到削弱，从而使美元的债权难以完全实现。
应对美元对价风险，中国需要调整出口产业结构，由劳动、资源密集型向科技、资本密集型转变,缩短产业链，增加附加值；从中期看，美元具有储备风险,这就需要我们优化外汇储备结构，增加黄金储备比重；从短期看，美元具有债权难以实现的风险,应对此类风险，中国需要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制度。
当前，我们应警惕“美元陷阱”，增强金融安全的战略意识。首先，面对目前美国给我们施加升值压力，我们应该据理力争，从逻辑上阐述中国所持有的美元存在风险，并导致中国外汇储备中所持有的美元与美国所持有的美元之间并不等值。如美国利用其政治经济地位在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上设置种种限制，使中国所持有美元的实际价值降低，从而使美元直接在获取对价时享受“隐性超额收益”；美国在国际经济平稳发展时期，竭力推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反对其他国家的“汇率干预”，特别是在其他国家持续处于贸易顺差地位时，美国便通过政治经济施压的方式强迫这些国家货币升值，美元的贬值使其在获取对价时得到直接的“显性超额收益”。
复杂多变的国际金融形势给予中国更多的挑战和机遇，我们始终应将国家金融安全放在首位，坚持与国家金融安全相关的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国际性和独立性五大原则。
我们应该把中国的政治稳定放在首位，在与发达国家的博弈中，力争做出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双优选择。目前,国际贸易冲突已经呈现出常态化的趋势，在处理贸易冲突时，我们坚持平等互惠，不主动制造贸易冲突和纠纷，但并不畏惧任何冲突和纠纷。一旦产生矛盾，坚决争取与自身地位相对等的经济利益。社会性原则主要是指中国社会自身与国际关系的和谐性、稳定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中国社会自身的和谐与稳定发展；与中国利益密切相关的国家和谐、稳定发展；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和谐、稳定发展。国际性原则主要是指应将国家金融安全问题放在国际化的视角下考虑，使中国的内政外交相协同。独立性原则主要是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是中国争取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中国抵御国际金融冲击的重要保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