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是国内目前十分担忧的问题，但许多国外的朋友不这样看。笔者最近和几个外国学者谈中国经济，他们对中国政府能迅速通过国有企业实施巨大投资都很羡慕，甚至称之是一种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新模式”。而笔者认为，中国政府通过国有渠道启动经济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并不是想要倒退回传统体制。
值得担忧的是，虽然中央政府不愿看到“国进民退”，但许多地方政府的确靠在刺激经济复苏阶段容易从国有银行获取资金的条件，在进行国企兼并民企的活动。目前，产能过剩已经开始引起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多次说要下定决心予以整治，但是如果解决产能过剩也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最后恐怕又会演变成地方政府支持本地国企大量兼并民企的一场“盛宴”，如此，历经30年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会受到严重损害。
有人说，“过剩就是市场失灵的结果”，所以产能过剩只能由政府出面来解决。笔者认为这种认识大有问题。过剩不是因为市场机制不好，而是产生于不合理的分配机制，这是市场经济的先天不足。西方200多年现代市场经济的历史说明，只要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就会产生过剩问题，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虽然连年是贸易逆差，传统的物质产品生产过剩矛盾似乎也消失了踪影，但却代之以金融产品的生产过剩，最终还是由金融商品供给过剩而爆发了危机。所以，市场经济天然与过剩和危机相联系，我们要利害相权，取其利大者，舍其害大者。中国之所以要改革，要摆脱传统体制，就是由于效率机制不足，而改革30年的实践证明，只有市场经济能够救中国，能够使中国重新站回到世界强国之林，所以不能一遇到生产过剩，就以为找到了反市场的理由，就想往回退。
现代市场经济解决过剩问题就是用“危机”的办法。危机爆发的原因是社会总供给严重大于总需求，因此，当经济危机爆发时，企业因产品销不出去而破产，银行因收不回企业贷款而倒闭，市场机制由此强制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重新建立平衡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早已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和美国不同的是，中国还处在物质生产阶段，而美国已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所以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美国当代经济已经行不通，但分析当代中国经济则仍大部分适用。
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凯恩斯主义开始盛行，国家干预被证明对减轻危机的程度是有效的，但不可能彻底避免危机，所以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发生了严重“滞胀”。这个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中国也有出现生产过剩危机的前景，则政府像目前这样，采取用大规模投资对冲出口需求萎缩的办法是正确的，这次应如此，以后也应如此。但是，当危机有所缓和的时候，即从危机走入复苏阶段时，政府就应该把配置资源的任务交还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包括解决过剩问题。中国由于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相对过剩将是一个长期现象，这种相对过剩不仅将会迫使那些过剩的产能被淘汰，也会使企业为了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取胜而保持高效率。
所谓相对的过剩也有“度”。美国战后60年工业设备的平均利用率是80.6%，高于85%就是繁荣乃至过热，低于75%就是萧条乃至危机，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大约是如此。有人研究中国的产能过剩率，认为目前大约在28%，甚至有人说是40%，如果是这样，中国的生产过剩危机应该已经很严重了。笔者则更相信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年度调查数据，他们的最新数据显示，去年工业设备平均利用率是78%，今年是75%，他们的抽样样本虽然只有5千多个，但已经具有代表性了。如果是从78%下降到75%，说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萧条，政府的需求干预就是正确的。然而把握产能过剩率这个“度”，只是为了确立政府的总量干预时机，仍然不是为了直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这类生产结构性问题属于资源配置问题，应该依靠市场来解决，如此才能保持市场效率。
这不是说在正常情况下政府就没有必要考虑防止产能过剩问题，但考虑的入口不是直接消灭过剩产能，而是改善社会分配机制，如此，才能让市场机制在一个健康的制度基础上产生效率。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王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