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产能过剩须标本兼治

　　究竟投资、产能过剩、结构调整有什么关系？如何来理解与之相关的经济现象，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卢锋。

　　记者：“产能过剩”一词人们已不陌生，而近年来几次出现产能严重过剩的现象，似乎都离不开投资的身影。如何正确认识高投资与产能过剩这一问题？如何看待已有的产能过剩治理？

　　卢锋：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多年保持高速增长。一般而言，持续高增长经济一定是高投资经济。另外，从不同部门来看，有些部门产能利用率下降或出现波动。这两个方面事实构成产能过剩问题的背景。

　　客观来看，这些现象是存在的，关键是如何理解。首先，投资是必要的；其次，应该从多个方面来看待产能过剩。一定程度产能闲置在应对未来市场需求变动、推动竞争和增加福利等方面具有正常功能，闲置过度才会形成产能过剩。投资增加产能还包含企业对市场未来变动预期因素影响。如果市场需求不断增长，企业竞争未来市场也会增加投资，因而不会特别担心当期产能利用情况。另外市场机制对产能过剩也有自发调节作用，如开放市场经济下通过价格调整、市场范围变动、企业退出等机制对产能过剩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

　　不过，我国转型经济体制环境具有特殊性，存在一些因素妨碍市场调节，因而进行一些行政干预也是有道理的。关键是要总结经验教训，政府干预尽量与市场机制协调一致。此外，总需求管理政策对宏观周期变动引入的产能过剩具有关键调节作用。

　　对已有治理产能过剩措施可分类理解和讨论。一是有关部门发布产能利用率数据，提示产能过剩风险并引导企业投资。这方面干预有益无害，应充实和加强。二是推广有关行业技术标准，能耗水耗、环保排放等要求。这类措施有合理性，关键是标准适当和执行到位。三是限产、压锭、关闭小厂矿等，部分由上述环保能耗管制要求派生而来，部分与改革滞后导致国有企业难以承担降价、退出等市场调节效果有关，因而采用这类权宜之计同时，应加紧推进包括完善退出机制在内改革进程，以求标本兼治之效。四是数量控制措施，即通过限制投资增长治理预期产能过剩。在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下，在已有技术和环保等管制措施之外，进一步限制企业自主投资决策，其合理性和合意性需要探讨。

　　记者：目前部分行业出现产能严重过剩，引起了国家的重视，您是如何看待当前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如何应对产能过剩呢？

　　卢锋：产能利用率的变化，有些部门还是比较低，或者有些波动，这是一直存在的现象。总体来讲，一直都存在某种意义上的产能富余现象，到底什么时候治理产能过剩，还受到一些其他因素影响。

　　2004年至2006年治理产能过剩，一方面与相关行业产能利用率走低、环保能耗压力以及投资增速较快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总投资和总需求增长偏快压力有关。在开放宏观总量政策架构有待完善背景下，需要通过治理产能过剩控制内需，从而达到应对可能的宏观偏热失衡可能。

　　去年年底和今年上半年，由于总需求增速下滑严重，产能过剩程度可能更高，目前随着经济的回升，产能过剩周期性因素影响在减弱。上半年总需求恢复得特别快，刚开始大家可能还认为回升的基础不稳，后来逐步同意总需求快速回升的判断。三季度数据出来后，各方面对总需求回升一定程度上形成共识。由于我国开放宏观政策框架还有待改进和完善，通过总量政策工具调节宏观走势偏强调节存在较多局限，因而需要利用治理产能过剩产业政策作为替代性工具。应当结合改善开放宏观政策体系和措施角度理解这一现象。

　　标本兼治产能过剩需要采取综合措施。一方面，要推进包括完善企业退出机制在内改革议程，为市场机制对产能过剩发挥基础性调节功能创造更好体制条件。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通过提供有关信息提示引导进行干预，制定实施适当技术、能耗、环保标准加以干预，同时减少对企业投资的数量限制和审批干预。此外，更重要的是避免不得不采用投资数量控制手段应对总需求失衡。

　　记者：在保增长的同时，我国也提出兼顾调结构的目标。您认为目前在经济结构调整上，我们还面临何种问题？

　　卢锋：发展过程就是一个持续进行结构调整过程，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关键是用什么手段调整，谁去调整，用什么机制去调？我认为要更多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结构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例如在产能利用率和利润过低时，市场机制会通过价格下降甚至企业退出方式进行调节，构成结构调整的一个因素。结构调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个动态和长期过程。

　　宏观经济具有周期性，宏观偏热偏冷是短期问题，更多需要通过管理总需求的短期宏观政策调节。对于中国这样发展中大国，无疑需要设计实行结构调整政策，例如鼓励一些政府认为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目标，制定执行行业环保和技术标准，促进特定地区发展的目标性政策等等。另外在实行宏观政策应对短期问题时，兼顾长期改革和调整目标。不过仍有必要适当区分宏观政策和调整结构政策，更好界定宏观政策应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