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产能过剩意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记者:近几个月来,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成为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种文件也相继出台。对于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现象,你作何评价?
吕炜:产能过剩在中国并非是个新问题,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出现,2003年以后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愈显突出。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宏观框架下加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随着市场化程度不断得到提升,中国经济运行状态以1997年作为分界线经历了从“短缺时期”到“后短缺时期”的变迁,进入了一个供给总量基本平衡甚至供给长期过剩而供求结构失衡矛盾尖锐的时期。换句话说,在市场化总体程度已得到实质性提升的背景下,一定比例的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常态,是我国向市场经济迈进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对于当前的产能过剩现象,我们不能将之视为洪水猛兽。应当看到,2003~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保持两位数高增长、国内需求旺盛从而导致产能不断增加已经埋下了伏笔,而本次金融危机中保增长、扩内需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则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使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出来。我们看到,不仅钢铁、水泥等六大行业产能过剩,其他诸如电解铝、造船、大豆压榨等产能过剩问题也较为突出。这是经济供需结构间的失衡,一方面大量生产能力过剩,形成低水平的结构矛盾;一方面市场需求旺盛、我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一些高技术、高加工度的产品大多依靠进口。
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浪费了宝贵的社会资源,制约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也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后劲。国家出台政策抑制产能过剩,就是要在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从而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新兴行业产能过剩是低层次产能过剩
记者:我们注意到,过去抑制产能过剩都是放在传统产业上,但是这次却把多晶硅、风电设备等新兴产业列入了“黑名单”。要知道这些新兴产业在不久前还被当做扶持产业,可是这次一下子就被列为产能过剩的产业,不得不让人感到风云突变。对此,你有何认识?
吕炜:在我国走出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各地都在寻找新的发展契机,新兴行业普遍受到关注与重视,尤其是新能源领域的风电与太阳能产业,被一些地方视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目前,全国约有上百个城市在做新能源发展规划。没有考虑到地区的环境容量和资源的供给,一些地方风电和多晶硅项目迅速上马,掀起一股新能源领域的投资热潮。然而,多晶硅、风电设备等这次被纳入调控目录,表明新兴产业在诞生初期就已陷入“无序发展”覆辙,引人深思。
这里首先需要从观念上明确的是,新兴产业虽然是产业发展的方向,但是同样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不能想当然地以为新兴产业比较弱小从而在将来很长时间内不会出现产能过剩。对于新兴产业,我们需要悉心呵护,但是如果毫无节制地鼓励发展,在立项、审批、土地供应等方面一路绿灯,就会造成短时间内一哄而起,形成过剩产能。这里的“过剩”是相对于现阶段市场的容纳能力而言的。以太阳能产业为例,我国光伏发电市场发展缓慢,国内太阳能电池98%用于出口,相当于大量输出国内紧缺的能源。由于很多新兴产业投资都比较大,一旦产能过剩,造成的损失会很大,还会影响到以后新兴产业的发展。
更为关键的是,当前多晶硅、风电设备等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是低层次、低水平的过剩。新兴产业存在着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越往高端其技术含量越高。我国多晶硅、风电设备虽然产量巨大,但并没有掌握关键技术,关键技术几乎全部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这样,我们的产能大多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制造项目,高技术含量、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能并不多,所谓的产能过剩也就是低层次产能过剩。这样低端的过剩产能给经济发展带来诸多隐患。以光伏产业的基础材料多晶硅为例,其属于高耗能和高污染产品,从生产工业硅到太阳能电池全过程综合电耗约220万千瓦时/兆瓦。这次把多晶硅、风电设备等新兴产业纳入调控目录,就是要限制低端产能的无序发展,鼓励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促进新兴产业的长远健康发展。
市场引导和宏观调控需要紧密结合
记者:《若干意见》中提出了抑制产能过剩的四个原则,其中之一是“市场引导和宏观调控相结合”。对此,你有何看法?
吕炜: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产能过剩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表现之一。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所涉及的行业,具有很强的市场性和全球资源配置的特点。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理性经济人扩大自己的产能无可厚非。虽然严重的产能过剩及重复建设会造成资源浪费,但激烈竞争而带来的高效率却会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而且竞争的加剧还会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因此,抑制产能过剩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主要通过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来解决。
对于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管制性调控的历史经验表明,行政力量过度介入市场,极有可能出现事与愿违的局面。2005年以“淘汰落后产能”为主题的钢铁调控政策,让本来已经游离在生死边缘的中小钢铁企业获得了扩容的良机,淘汰落后产能最终导致“调控悖论”的出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太阳能、风能等新兴产业,由于其处于产业发展周期的初始阶段,其发展方向并不明朗、技术标准也尚未确定,这本身需要的是市场自发优胜劣汰,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很难人为划出合理的限制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抑制新兴产业过剩问题,应该主要依靠市场机制。
仅仅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显然是不够的,这既会导致一定资源的浪费,也容易陷入周期性循环。在产能过剩及重复建设等问题上,政府不应该无所作为,而是要进行宏观调控和产业引导。一是要弥补市场失灵。中国存在一种特殊情况,那就是国有企业还占有较大的份额,有些行业的国有企业甚至还处于垄断地位。在国企之间,优胜劣汰等市场机制往往是不灵的,比如“上马容易下马难”是国企的通病。因此,当政府觉得一些行业产能严重过剩时,可以对国企采取直接的行政手段。二是提供服务。主要是建立行业市场供需信息的收集及预警机制。很多新兴产业一哄而起,造成产能过剩,就是因为缺少市场信息。拿风电行业来说,2002年风电的装机容量只有46.8万千瓦,而政策规划是到2020年实现300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这意味着市场有60多倍的巨大发展空间。这么大的发展空间,让很多人看到了商机,再加上我们在市场供需信息的收集及预警机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很多地方没有意识到风机行业很快就将进入产能过剩,还在一味上马建设。
抑制产能过剩金融政策大有可为
记者:抑制产能过剩、防止重复建设,需要多个部门各司其职、分工负责,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那么,在你看来,从金融政策的角度,如何抑制产能过剩呢?
吕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库存过剩”威胁,政府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倾向于“铁公基”,而“铁公基”的背后就是钢铁、水泥等行业。由于有国家信用担保,银行机构在这些项目上的信贷风险相对偏低,这些行业的投资得到银行资金的大力追捧,造成了钢铁、水泥等上游部门的扩张冲动。以投资拉动应对危机的固有思维看,这些行业出现过剩几乎是命中注定的结局,而金融机构在形成产能过剩中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部门在抑制产能过剩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核心就是配合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调整,实行有保有控的金融政策。
一是要严把银行信贷政策的界限。就中国经济现状而言,没有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许多项目就无法上马。因此,从银行信贷角度抑制产能过剩是强而有力的。这就要求金融主管部门加强宏观信贷政策指导和监管,引导和督促金融机构改进和完善信贷审核,对不符合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以及相关产业政策要求,未按规定程序审批或核准的项目,要求金融机构一律不得发放贷款,已发放贷款的要采取适当方式予以纠正。同时,银行机构自身清醒地认识到,信贷投向产能过剩的行业,势必加大信贷自身的风险,最终影响银行业的资产质量。
二是要严把资本市场融资的门槛。在六大行业中,钢铁类上市公司多达40家,水泥类上市公司也超过20家,煤化工等其他几个行业上市公司也不少。除了银行信贷之外,这些公司的资金需求还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渠道解决。只要严格把好资本市场融资的门槛,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这些产业的产能扩张。这就要求对不符合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以及相关产业政策要求,不按规定程序审批或核准的项目及项目发起人,一律不得通过企业债、项目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可转换债、发行股票、增资扩股等方式进行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