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金融风暴的中国“苦主”开始浮出水面。据报道，迪拜金融风暴使得年初就已受挫的浙商再遭受重创。有浙商表示，他们在迪拜楼市的投资已损失近半，粗略估计超过20亿元人民币。
浙江游资历来是国内房地产炒作的主角，现如今这一著名的炒房大军却集体折戟迪拜，着实让人感慨良多。正所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浙江游资在国内外的投资路径堪为中国民间资本选择的真实写照，其间固然不乏攻城夺寨的快意，但也留下了不少民间资本自身的困惑。
其实迪拜的浙商资本，最初并非是为炒房而来。和国内浙江商人发家历史如出一辙，迪拜的浙商同样是以五金电器、皮鞋、箱包等小商品等起家。但是随着原始资金积累完成，浙商资本开始不再愿意继续从事“小打小闹”的制造产业。恰在此时，迪拜楼市开始崛起，由此吸引了许多浙商开始将目光转到地产领域。之前随着迪拜房地产泡沫的兴起，浙商也曾一度大富大贵，但如今危机的突然爆发让其纸上富贵瞬间化为了泡影。
问题的关键是，从海内外浙商资金的流动趋势看，迪拜与国内并无二致。在目前国内的房地产市场上，浙商天量资金依然充当着“过江龙”的角色，甚至是今年房价飙升的重要助推因素。两者的区别在于，迪拜的房地产梦已经破灭，而国内的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却继续飙涨，投机性资金依然在暴利中乐此不疲。对于国内的房价走势乃至浙商资金的前景，笔者并没有太多疑虑，毕竟资产价格泡沫终归有破灭的一天，无论是中东迪拜，还是国内市场都概莫例外。但需要提出的是，这样的市场规律其实并非我们所乐见。需要思考的是，为何以实业起家的民营资本，最终却总要选择放弃主业转向投机逐利呢？
浙江民间资金具有灵敏的商业嗅觉，这是它们能够在改革开放之初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但是在当下，这一市场榜样的带动作用却已经变味，浙商资金更多地跟炒房、投机等词语联系在一起。
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本所在，是民营实体资本发展模式的桎梏。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盈利机会较多而竞争却不足，民营资本能够获得与辛苦努力相对应的利润空间。然而随着市场趋于成熟，民营资本的辛苦程度有增无减，但是所获得的利润率却不断下降。就以温州经济为例，以低成本、低价格为支撑的生产模式下，民营资本大多依靠规模扩张来发展，但是如今薄利多销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危机爆发以来的温州经济日渐没落，温州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经排在浙江省倒数第一。有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净利润率在2007年已经降至2%左右，2008年则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为负数。
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增长速度仍然保持在6.1%，而同期温州的数据增幅仅是2.5%。可见，民营资本的投入产出效率严重不匹配，是推动浙江民间资本参与境内外楼市投机的重要助推因素。
实际上，很多实业资本其实属于风险厌恶型，选择楼市投机只是无奈之举。如果说行政之手在市场经济建立之初全面隐退，是为了让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那么当下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困境恰恰揭示了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之处，调控部门则应当为其再完善扫平制度障碍，这也才是吸引产业资本回流实业的关键所在。调控部门需要大力清理各种人为设置的市场准入限制，全面开放包括金融、能源、公用事业在内的行业准入，而不再是让民营资本看着实业发展的机会而兴叹。
如果这一市场机制再完善过程能够全面推进，那么极有可能出现楼市挤掉泡沫、实业振兴经济的双赢态势。政策推动之手已经不应再有任何迟滞了。(马红漫 上海 财经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