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版量化宽松政策”率先闪亮出台，“美国版量化宽松政策”——QE3可能即将出台，全球金融市场可能再次面临流动性“巨浪”来袭，其对中美及全球其他金融市场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北京时间9月6日晚间，欧洲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主要再融资操作利率)维持在0.75%不变。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表示，欧洲央行理事会已作出决定，欧央行将启动“直接的货币交易”计划，同意无限制购买国债方案，以缓解受到债务问题困扰的欧元区国家借贷成本不断攀升的压力。“在确定货币政策方面我们将独立行动，欧元是决不允许被取消的。”随着德拉吉带着语气坚定的声明的发表，“欧洲版量化宽松政策”已闪亮出场。

　　德拉吉的“声音”刚刚结束，美国股市就“涨声”一片。至9月6日美股收盘，标普500指数创2008年1月以来新高，道指创2007年12月以来的最高收盘点数，纳斯达克指数更是创下了2000年11月以来的最高收盘点数。

　　9月7日，中国内地和香港股市受到这一利好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股指呈现今年少有的大涨行情。至收盘，上证综指收于2127.76点，涨幅为3.7%；深证成指收于8709.07点，涨幅5.08%；恒生指数收于19802.16点，涨幅3.09%。同时，当天全球其他股市股票指数均有较大的涨幅。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联储已多次放出可能采取更多货币刺激措施的信息。在8月22日公布的美联储会议纪要中，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作了非常明确的表态，称“会非常紧密地跟踪接下来的经济信息”，并且“将会适时提供更多的宽松政策”。

　　当地时间8月31日，伯南克在美国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了题为“危机出现以来的货币政策”的演讲，演讲中虽未承诺推出QE3，但却释放出了进一步宽松的信号。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解读伯南克演讲时说，其内容主要是非传统货币政策有效、量化宽松风险可控、目前经济形势很差、美联储愿意行动。

　　他说：“我们维持此前的政策预判：美国将从9月开始新一轮宽松，先采取延长低利率承诺的‘前瞻指导’，年内开始QE3。”

　　9月7日，美国劳工部宣布美8月非农就业环比增加9.6万人，低于预期；失业率为8.1%。据路透社报道，“美国8月就业增长缓慢，这为美联储下周向疲弱经济注入额外货币铺平了道路。”

　　境内外专家认为，在欧洲央行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和美国失业率高企等数据发布之后，QE3的推出已是“箭在弦上”。近期全球金融市场的动向对此已作出明显的反映。

　　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仿佛为全球各央行先继推出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做了注脚。Markit发布的8月全球制造业PMI在持续3个月下降后跌至48.4%，为2009年6月以来的最低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仍处于收缩区间，其中美国连续3个月处于收缩区间，为复苏以来首次出现。欧元区核心国家包括德国和法国制造业PMI指数均低于50%，还在危机后的底部附近。

　　日本迄今已连续3个月处于50%以下。新兴市场经济体PMI综合指数在过去15个月中一直在49%至51%的窄幅区间内徘徊。除巴西外，中国、印度、韩国、俄罗斯、台湾、新加坡均出现下降，中国的PMI更是自去年11月以来首次跌入收缩区域(8月份汇丰中国PMI预览指数跌至47.8%，创9个月以来新低)。

　　此前，美联储实施QE1、QE2所取得的积极效果，为其可能尽快推出QE3打足了“勇气”。在杰克逊霍尔的演讲上，伯南克引用研究表明，至2012年为止，两轮的QE提高了美国经济产出3个百分点，创造了超过200万个工作岗位。QE压低了国债的风险溢价，从而令其收益率下滑，降低了全社会的融资成本。

　　两轮QE与扭曲操作加起来，对10年期国债收益率压低了约80~120个基点。在两次QE期间，标普500分别上涨36%和24%，新兴市场股市上涨102%和18%，大宗商品价格上涨15%和27%。风险资产价格上行，对有限理性的消费者和投资者就会产生“财富效应”，鼓励他们进行相应的消费和投资行为，支持经济增长。QE1期间美元指数下降5%，QE2期间下降10%。下行的汇率，从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美国的出口。

　　如果美联储推行QE3，“对新兴市场利大于弊，对美国影响力度减小。”彭文生在对QE3与QE1、QE2进行比较分析时这样说。对美国经济与股市而言，QE3相比前面两次的QE，影响力度可能显著减小。专家预测，由于目前美国国内的情况与国际经济形势与以前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如果实施QE3，美国国债利率与息差的下降空间将会减小，股市上升的空间可能也有所减小，压缩财富效应，汇率效应可能有限。

　　中金报告预测指出，“QE3对中国利大于弊。”QE3有利于稳定中国的外部需求。在美国面临财政紧缩的压力下，量化宽松应该有助于稳定美国国内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QE3有助于防止中国出口增长进一步大幅下滑。QE3的出台对我国通胀压力的影响将显著小于前两次。上一轮QE2时，中国经济增长仍然较快，国内投资增速处于高峰期，通胀压力处于上升阶段，输入型通胀压力比较大，尤其体现在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目前我国经济增速显著放缓，尤其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下降，企业处于去库存阶段，PPI通缩。

　　另外，目前我国面临资本净流出导致的流动性偏紧局面，和QE2时期的情况很不一样。当时，我国仍然有显著的资金流入。如果QE3带来美元贬值压力，引导国际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将有利于抵消我国的资金流出压力，从而舒缓国内市场流动性，对风险偏好也可能有正面影响。

　　如果美国在欧洲出台“量化宽松政策”之后实施QE3，中国当局怎么办？如果也实施更宽松的政策措施，那将与国外流入的资金一起使国内流动性更多，给房价调控带来更多压力；如果保持现有政策力度不变，将有可能使国际流入的“热钱”享受中国资产价格上涨的更多好处。而且，在国际国内流动性可能更多的条件下如何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要立足国内实际，同时考虑与国际几大经济体宏观政策进行有效博弈，以利于维护中国经济金融的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