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选不易，近半年激烈竞选
52岁的蔡金勇在中国出生，在当选IFC首席执行官之前，他是高盛高华证券CEO。
不过，这次并不是蔡金勇的世界银行首秀，1990年波士顿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蔡金勇受到一位行业内资深人士的推荐，进入世界银行工作，负责其在中欧地区能源与基础设施的重组与融资工作。
在世界银行锻炼了5年之后，1995年，蔡金勇加入摩根士丹利全球项目融资部，之后再度在该投行人士的牵线下，转而服务中金公司，五年后从中金公司离职的蔡金勇加入高盛，先后在伦敦及香港办公室工作，2006年成为高盛合伙人，2008年出任高盛高华CEO。
在中国出生并成长的蔡金勇，加之辗转世界各地的履历，使其具有全球化的视野，更了解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这次当选并不容易。
李耀博士，曾任职IFC东亚太平洋局首席投资官，现今为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总裁，也与蔡金勇相识多年，李耀深知蔡金勇此次当选的不易。
李耀透露，从今年春天开始的竞选异常激烈，跟蔡金勇争夺这一职位的还有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候选人以及传统国际金融机构的高管常客——欧洲人。而在世界银行集团内部，要接受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高管，其间有诸多的争论和博弈。
一直以来，欧美势力“垄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高管位置，世界银行行长来自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来自欧洲，这个惯例从这两家机构诞生之日起延续至今，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人才要跻身高管行列鲜有先例。蔡金勇此次当选是IFC成立46年以来首次聘任中国人担任CEO。
“世界银行集团需要进一步改革，国际金融秩序也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蔡金勇的当选是国际金融社会对中国人能力的认可，但这不仅是中国的胜利，更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胜利，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改革发展和演变中将有更多的声音。”李耀感叹道。
投行经验助蔡金勇中标
同为世界银行集团旗下的子公司，IFC和俗称世界银行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可谓是殊途同归。
两家机构均由各国政府共同出资组成，作为一个半官方性质的投资机构，他们的宗旨都是减少贫困，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像一般企业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
不同的是，世界银行主要与各国政府合作，通过资金支持各国政府发展基础设施、扶贫等项目，比如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世界银行贷款给当地政府修建公路。
而IFC则针对各国私营部门、民营企业，但仍以扶贫和改善环境为宗旨。具体的做法上，IFC通过与民营机构合作，或直接投资或贷款。比如，IFC曾经入股北京市商业银行、上海银行、南京市商业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等中资银行，参与刚起步的中国银行业改制。
“世界银行更多的跟政府合作，帮助各国政府发展经济，IFC更多的跟民间企业直接合作。”一位曾在IFC中国担任项目经理的人士向记者表示，世界银行和IFC差别很大。世界银行以博士研究型人才为主，而IFC其本质是一家投行，更多的是经验丰富的实战派，很多人有着高盛、摩根士丹利等知名投行的工作经历。
因此，具有丰富投行经验的蔡金勇当选也不足为奇。“蔡金勇在操作各种金融产品方面积累的丰富工作经验，在管理高度复杂的商业交易方面拥有良好记录，并与全球各发达国家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客户建立了深厚关系。”世界银行集团如此评价蔡金勇。
蔡金勇是中国首批国际化的投行人才，作为中国首家中外合资投行——中金公司的初创元老，蔡金勇参与并领导了许多大型能源国企改制上市项目和兼并收购项目。
在之后高盛的职业生涯中，蔡金勇担任了中海油以22.7亿美元收购尼日利亚石油项目的顾问。国家电网作为财团成员之一以39.5亿美元收购菲律宾电网开发和运营权的交易中，蔡金勇为国家电网担任了顾问。
在李耀博士眼中，蔡金勇则是“专业化、职业化，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和杰出的领导力”。李耀表示，作为一个具有超强领导才能的国际金融人士，蔡金勇一定可以领导国际金融公司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私营部门发展、实现可持续增长、深化全球南南合作等一系列重大议题上，做出贡献。
新任务和新挑战
履新IFC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蔡金勇会给这个欧美文化浓厚的国际金融组织带来怎样的变化？
用前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的话说，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大部分是由发达国家学者提出的，“如果把在发达国家形成的理论简单应用到发展中国家，就可能出现南橘北枳的效果，即使目标非常好，用意非常良善，产生的效果却不如预期，甚至好心办了坏事”。
帮助IFC和世界银行更多认识中国和新兴市场无疑成了蔡金勇的新任务。李耀认为，蔡金勇的当选能让世界银行用一种新的眼光看待发展中国家，看待他们的援助策略。同时，蔡金勇的专业水平和对发展中国家的了解，将会为世界银行提供更多的议题和思路，并可为发展中国家增加资金来源。来自于新兴市场国家，蔡金勇会让世界金融机构更加正义和公平的发展。
IMF副总裁朱民的经历也印证了这一点。目前，朱民在IMF分管70个新兴市场国家，其中包括低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之前，IMF这方面的工作投入精力较少，朱民的上任改变了原先的状况。“以我的经历和背景，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痛苦也理解多一点吧。”朱民说。
不过，上述前IFC中国项目经理担心蔡金勇是否能适应IFC的文化。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银行和IFC的势力还较为单薄，虽然IFC是家投行，但是其作风更像个政府机构，办事速度很慢。从摩根士丹利、高盛这样竞争激烈的投行中成长起来的蔡金勇要适应半官僚的IFC需要一段时间。这位项目经理在30多岁进入IFC，也正由于IFC的效率和节奏问题，最终辞职离开。
此外，世界银行集团内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才较少，“世界公民”和“中国公民”的双重身份也将考验蔡金勇。而朱民对此的体会则是“只有立足高远，才是解决之道”。
国际金融舞台刮起中国风
自上一轮危机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一直希望自己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拥有更大话语权。今年7月1日上任的世行行长金墉也在多次接受媒体访问时呼吁世行需要适应变化的世界形势。
蔡金勇是金墉上任后第一位任命的官员。在世行集团内，同样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林毅夫于6月1日卸任。有消息称，目前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华人经济学家魏尚进在林毅夫接班人的名单中。
踏上国际金融舞台并不容易。IMF副总裁朱民就感受颇深：“IMF工作面非常广，每天要处理变化非常大的全球市场、全球各经济体的情况，特别复杂。且工作高度技术化、高度政治化，高度外交化，所以对我个人是个很大的挑战。”时至今日，他仍将IMF的工作称为“学习的过程”。
而林毅夫过去4年在世界银行的时间里，他没有休过一天假，走访了世行188个成员国中的60个。
1995年担任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的中国人章晟曼在他的《先站住，再站高》书中写到，“坐到副行长的椅子上之后，立刻感觉到了周围狐疑的眼光。”而“十年世行生涯，我始终认为，自己真正的贡献，不过是给中国人，或东亚人，开了一个‘堪称其职’的先例。”
如今，世界需要中国，中国渴望世界。在这场金融危机后尤为明显。正在到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与治理机制改革，赋予了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空间。
不过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勇认为，对比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目前在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还远远不够。
IMF的份额改革迟迟未能顺利推进，在世界银行中，来自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依然微弱。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期，美国和欧洲仍将是IMF的主导者，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金融秩序的“矫正”才刚刚开始。
李耀认为，当国际金融机构治理改革的时间窗口来临时，中国要储备更多引导国际金融话语权并有相应国际声望的专业人士，这将是一段时期内中国布局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瓶颈。
“在拓展国际空间的同时，中国必须得练好内功，发展好国内经济，毕竟国际舞台上最终还是用实力说话。”郭田勇建议。
又一位中国人将在国际金融机构担任要职。8月11日，世界银行集团宣布，其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任命中国籍的蔡金勇为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这是国际金融公司自1956年成立以来首次聘任中国人担任CEO。
IFC现任执行副总裁兼CEO拉斯·斯耐尔是瑞典人，任职已六年。10月1日起，蔡金勇将接替其管理IFC日常业务。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IMF副总裁朱民、IFC执行副总裁蔡金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逐渐改变旧有规则的过程中，中国面孔和中国声音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对“中国智慧”更加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