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大宗商品市场走势低迷以及国家积极的宏观调控努力下，2月份中国CPI大幅回落至3.2%，为2010年6月以来的最低。然而，央行一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却显示，尽管通胀有所回落，仍有62.9%的城镇居民认为物价偏高，难以承受。如何看待通胀形势，如何管理通胀预期，如何治理通胀根源仍是政府长期面临的艰巨任务。

　　未来，中国控通胀绝对不能盲目乐观，当需求型、货币型以及输入型通胀消退的时候，要素等成本推动型价格上涨正在成为中国新的通胀压力。

　　从某种程度而言，中国当前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应该是对长期以来要素价格失衡的一种回补。从全球范围看，当代发达国家进入了长期的后工业化进程，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基础相对落后，只能与发达国家展开垂直分工，即主要以原材料和初级加工产品与发达国家的深加工产品交换，这就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高低相差悬殊的两种价格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由于具有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此外，由于处在低要素价格状态，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资金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以低价的“中国制造”出口全球，并通过贸易顺差回流境内的格局。而这也形成了中国补贴全球生产成本，补贴美国消费者福利，补贴全球化红利的失衡格局。

　　而今，中国低劳动力、低要素价格的情况将发生重大改变。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主要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在“起飞”阶段的发展形态，表现为传统部门为现代部门提供“不变制度工资”和“无限供给”的充裕劳动力。但这种状况将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亦即出现“转折”。根据刘易斯的观点，现代部门扩张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工资将保持不变，之后经济发展进程将面临第一次转折，工资水平从不变制度工资开始上升。

　　当前，中国正逐步走出第一阶段，这预示着资本的原始积累初步完成，劳动力的低工资时代即将结束，劳动报酬将加速上升，这意味着现代工业部门已经不能再用“不变工资制”来吸收“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补，这样工业部门的利润有可能越变越薄，更多的资金从实体经济出走，尤其在流动性的推动下，资本品价格将以更快的速度上涨。而另一方面，技术进步较慢、低端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农业部门将出现剧烈的价格上涨。农产品和一些非贸易部门价格的快速上涨，系统性地推高了整体的CPI中轴水平，因此，中国当前的通胀不仅仅是输入型或是流动性驱动型的，而是要素供给赶不上货币需求的结构失衡型通胀。

　　这就引出更大的问题：既然某种程度上要素成本的提高是当前通胀的重要推手，那未来一系列要素价格改革、收入分配等体制机制性的改革还要不要推进，会不会因为恐惧通胀又把该做的事搁置了，中国如何在管理好通胀与推进中国经济的重大改革之间进行有效的平衡？

　　事实上，与需求拉动型的通胀相比，成本推动型的通胀一般情况下影响会相对温和，但它将是长期的、全面的和复杂的。成本推动型通胀会使做实体经济的企业感受得更真切，如果成本大幅提高，但销售价格却不能有效提高，那么在双向挤压下，很多实体企业的利润就会迅速变薄，甚至可能陷入所谓的“三明治陷阱”。

　　未来中国将进入全面的要素价格重估阶段，管理通胀之间的长期取向应该是：实现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通过“供给管理”加强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也就增加了宏观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制度改进，通过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化解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通胀压力。同时，包括利率市场化、打破价格垄断定价、改变国民财富分配在内的一系列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一定要坚定地推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价格信号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扭转利益分配失衡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