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上树木吐绿。春到拉萨，万物复苏，“日光城”进入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 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 摄
在这传统与现代的叠影里，在这神圣与世俗的交织处，可以看到西藏的“真身” 。
傍晚七点多钟，春日余晖透过拉萨玛吉阿米餐吧的窗户暖暖地照到脸上。面前，一保温壶藏式甜茶，一碗甜甜酸酸的“扎西德勒”。旁边，一位头发烫得微曲、染成黄色的年轻女子，和她抱着相机的男伴，放下行囊，翻看着写满现代爱情故事的藏纸留言本。
时值淡季，店里的人不到十个。本刊记者看到，一窗之隔，八廓街上人流依然密密麻麻——右手转经、左手数珠、口中喃喃、神色虔诚、顺时针缓缓移动的信徒，拄着拐杖、弯腰九十度、盯着地面怕踩着微小生灵的老人，神情惬意地散步、新奇地东张西望、有的还逆向而行的游客，展示民族工艺品、小声吆喝拉客的小摊贩，下班、放学回家的当地居民……
拉萨八廓街东南角的玛吉阿米餐吧，曾留下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动人故事。窗内窗外，阳光照射着古老又现代的西藏。
那些人来了，又回去了；这些人扎根在此，有的也走出去。不甘迫于生活的人们，来此追问生命；追问生命的人们，也返身生活。人群日复一日的流动中，千年大昭寺的金顶光辉宁静，藏地蓝天澄澈辽廓，时而漂起的云朵，是它的拈花一笑。
在这传统与现代的叠影里，在这神圣与世俗的交织处，在这安宁与喧嚣的融合境，一束阳光，照亮西藏千百年的变与不变，映射出人间沧桑，清澈如镜。
“藏漂”的舍与不舍
白西装，黑毛衣，绣花长裤，绣花鞋。在充满各色人等的“藏漂”中，衣着时尚的羽芊并不特别显眼。
十年前，汉藏混血的羽芊到拉萨探亲，对这个城市“一见钟情”，在这120万平方公里的神奇土地上“漂”了起来。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内地青年像候鸟一样不定期地漂在拉萨，一些匆匆过客灵感迸发，其中一位还画出《西藏组画》，出了名，他叫陈丹青。
本地人告诉本刊记者，“藏漂”流动性很大，每年在二三百人。他们中有些人干脆放弃从前的生活，在此享受自由而轻松的生活。与寻找成功机会的“北漂”不同，“藏漂”们自认是“精神上的漂泊”。
自身即是藏漂一员的羽芊曾深入了解过藏漂们。她把藏漂分为几类：对内地都市节奏快、压力大的生活方式心生厌倦，或在情感生活中受到伤害的人们，试图在西藏这方净土得到慰藉，疗治精神伤口；受到西藏独特文化吸引的自由艺术家，以西藏的自然景观、宗教历史、民间风情作为创作的资源和灵感；有钱而有闲的旅行家——“驴友”，定期聚在一起到西藏探险观光。
一位外号叫“鸡毛”的藏漂，在内地一家规模很大的外资企业做空调维修工程师，每天衣冠楚楚，受人羡慕。而漂在拉萨的几个月里，他整日身着铠甲，头戴锦鸡羽毛，身背弓箭，骑一辆修饰得很另类的自行车在街上游荡，俨然是愤世嫉俗的行为艺术家。
央金玛酒吧的老板、新疆姑娘丹丹也曾是藏漂。2007年第一次到拉萨，一下就喜欢上了这儿的一切：阳光灿烂、空气清新、文化深厚，生活节奏缓慢。几个月前，她盘下一个小酒吧，维持基本生活，而多数时间在街上晒太阳、闲逛。
矮房子酒吧老板、东北小伙吴彪则自认没那么浪漫。他说在这里开酒吧就是为了赚钱，“西藏给我最大的感觉是没感觉，其实这里什么都没有。”但2002年第一次到西藏旅游后，“一回家就想回到这里来。”他不想酒吧里鱼龙混杂，故意把酒水卖得很贵，没人的时候就独自喝美国百威，听印度音乐。
西藏给藏漂们逃离压力和焦虑的选择，提供相对封闭、自成一体的独特环境。既不能过分功利，又要有一定便利，藏漂们绝大多数选择了西藏最大的城市——拉萨。
想逃离现代，又离不开现代。“藏漂”们的舍与不舍，是现代人对生存的追问。
2008年10月28日，一列开往拉萨的列车行驶在青藏铁路上。
两天来，青藏铁路沿线的藏北高原普降大雪，高山草场被大雪覆盖。青藏铁路目前运行正常，每天有八趟列车进出西藏。新华社记者 胡星 摄
“神鹰”与“天路”
面对现代，西藏人有自己的经历与眼睛。
日喀则市31岁的农民达瓦平措家住日亚公路旁，他对本刊记者说，当年父亲进城牵着毛驴，走着土路去，现在他进城，开着手扶拖拉机，走的是柏油路。他现在最想把土房变成石木结构，就像村里先富起来的人们一样。
上世纪90年代，一首《向往神鹰》曾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歌词作者扎西达娃对现代文明有着的西藏式的浪漫表述：
在每一天太阳升起的地方，
银色的神鹰来到了古老的地方。
雪域之外的人们来自四面八方，
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
祖先们一生也没有越完的路，
啊，神鹰——
转眼就改变了大地的模样。
……
这首歌是写给第一代藏族飞行员扎西泽仁的。出生于农奴之家的扎西泽仁说，“我能健康地成长，并能成为一名飞行员，完全是因为我赶上了好时代。”
在西藏，藏族把飞机称为他们恭敬的“神鹰”，把青藏铁路称为“吉祥天路”。
“西藏人的生活要进步，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拉萨市边上塔马村支书格桑卓嘎日前在随团访问加拿大时说，“如果我们的父母想让社会一直保持不变，我们不会同意。就如同我们现在如果不让社会继续发展，我们的孩子也不会同意。”
对“现代”，西藏最早感受到其凶狠残忍的一面。19世纪前后，英国人屡次入侵西藏。1904年4月，英国人侵入西藏占领江孜。江孜军民紧急动员起16000人，凭借原始的大刀、长矛、梭标、弓箭，对抗英军新式火器，死守宗山城堡。8个月后，藏军弹尽粮绝，守卫者跳崖牺牲。如今宗山城堡的断壁残垣中，还能看到英军火枪的累累弹痕。
这个命运与当年广大中国内地相同。
而享受到现代化的便利，也一样在祖国稳定强盛之后。
西藏需要现代化，谁反对发展，“让他去拉萨河边三天三夜吃风喝屁，看他干不干？”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党委书记孙勇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
“香格里拉囚徒”
入侵西藏的西方殖民者，如今成为“香格里拉囚徒”，无法自拔。
1933年，工业文明受挫的大萧条时代，美籍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出版长篇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在西方人心中种下“香格里拉”情结：远离尘嚣的人间仙境，神秘浪漫的世外桃源，带着东方主义色彩的幻象，直到现代金融文明受到讽刺性打击的今天，仍然挥之不去。
旧西藏不是从未到过西藏的希尔顿想象中的“香格里拉”。一位最早进入西藏的解放军战士回忆，“农奴们对主人与喇嘛，都非常害怕，那是一种发自骨子里的恐惧，他们说话时，甚至都不敢抬头去看他们的脸，生怕他们一不高兴，惹来滔天大祸。”
95%以上的人生活在日日夜夜的恐惧中，这样的地方难以被称为“人间仙境”。
民主改革后，广大农奴获得了土地和自由，从恐惧中解放出来。他们感谢新生活，把解放军叫“金珠玛米”，菩萨兵；把毛主席看成象征智慧的文殊菩萨的化身。直到今天，许多农奴后代家中的佛堂上，供着佛像、菩萨像、宗教领袖像，还有毛主席像。
就在此时，向往香格里拉的西方人把对西藏的美化，一转而变为对西藏的丑化，持续了50年。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杜永彬等对本刊记者说，西方人误读西藏，有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东方人重辩证思维，思考问题强调对立的交叉与和谐，西方人思考问题重对立的矛盾和斗争。但这个误读更是由于情感上的距离和政治上的偏见，他们的有意误读，是不认可中国的发展与现代化。
一些西方人因此陷入困境无法自拔——西方媒体将传统西藏描绘成“香格里拉”，西方的电影、书籍、报纸等共同塑造了“香格里拉神话”，从“香格里拉神话”发展到被“香格里拉”神化。
固执于矛盾和斗争的西式现代化，无法存活于西藏；固执于自己好恶的标尺，拒绝现实，也一定会成为囚徒，不管是哪一种。
2008年6月27日，美国游客在拉萨老城区八廓街拍照。
当日，西藏入境旅游开放后接待的首个美国旅游团队游览了拉萨著名寺庙大昭寺和老城区八廓街，参观了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的唐卡陈列室。 新华社记者胡星摄
传统与现代的叠影
西藏，如今是一幅传统与现代并存融合的图景：八廓街上，有卖给游人的唐卡、卡垫、藏刀、转经筒，也有内地的种种日常生活用品。日喀则农宅中，一边是供着佛像和班禅像的经堂，另一边是摆着进口大彩电的客厅，厨房里，一边是烧牛粪饼的火炉，一边是煤气罐和沼气炉。哲蚌寺和扎什伦布寺等寺庙里，酥油灯和吊顶电灯上下辉映……
传统从来不是变动不居的。从来自普陀山的猕猴传说，到苯教的创立与雅隆悉补野部落的崛起，再到吐蕃王朝的兴盛与大唐、南亚佛教的传入，又经政教合一并纳入元明清版图。尽管雪域高原相对封闭，但其内部的发展及与外部的交流从未停歇，作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一个分支，其自身也是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的心胸造就了博大精深的底蕴。拉萨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大昭寺，便融合了藏、唐、尼泊尔、印度的建筑风格，成为藏式宗教建筑的千古典范。
现代化事物进入西藏，是时代进程的一个部分。而在保护传统和文化多样性上，西藏走在前列。
比如西藏的寺庙，对外来游客要收几十上百元的门票，旺季时还限制人数与时间，而对朝佛的藏族群众或不收分毫，或仅象征性地收取一两元钱。西藏的天葬习俗，也通过相关法规予以尊重和保留。
扎什伦布寺一位年轻僧人颇有兴致地讲起，在全国遭难的“文革”时期，中央领导特意把布达拉宫和几大寺改为国家粮库，红卫兵和造反群众就不敢冲击了。
近二三十年对拉萨旧城的改造也是保护传统的一个范例。在以大昭寺为“心”、八廓街为“脉”方圆一平方公里多的老城区，依“修旧如旧、保持原貌”原则，在完成道路、水电改造后及建筑物内部的结构的部分改变后，典型的藏族建筑精髓和藏族生活传统被完整保存着。
活生生的传统才具有现代价值。援藏干部、日喀则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李作言向本刊记者介绍，日喀则已举办七届珠峰文化旅游节，珠峰东南侧定结县陈搪乡的夏尔巴人是这个节日的明星。他们每次都会提前三四个月排练，一到节日，先步行五六个小时，再开十多个小时拖拉机来到市区，在扎什伦布寺前广场布置的现代化舞台上表演他们的原生态歌舞，“纯美、朴素，有种原始的和谐的味道”李作言说。
西藏社会科学院藏文古籍出版社的藏族学者次旦在整理古籍（2008年3月26日摄）。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摄
神圣难以被染污
传统与现代相叠的背后，是神圣与世俗的交织。藏传佛教是西藏传统文化的最重要一部分，渗透于西藏的一切时、一切处。西藏的神圣一面，和光同尘，未曾改变。
一千三百多年前，当大唐和尼泊尔的两位公主带着佛像来到拉萨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凉的沼泽地，待布达拉宫与大昭寺拔地而起后，神圣与世俗的权力一并确立，这个海拔3600多米的相对低地成为雪域高原人们心目的“最高峰”。
后来的朗达玛灭佛与吐蕃王朝的崩溃，也是宗教冲突与世俗之战相混。随后数百年，拉萨几乎成为被遗忘的边陲小城。直至1409年，宗喀巴的传昭法会使这里再次成为信徒们“神圣之城”，政教合一的逐渐强化亦使得它成为世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1936年，英国人斯潘塞·查普曼在《圣城拉萨》中记载说，这座围绕大昭寺发展起来的小城，聚集着僧侣、信徒、贵族、乞丐，充满市民气息，同样有着某种庄严的神圣：“当一缕阳光在布达拉宫金色屋顶上闪烁时，会让你激动不已。”
神圣与世俗的交织，源于人的灵魂与身体的二重性，对精神家园与物质家园的双重追求。近几十年，中国在经济发展之后，物欲与身体欲泛滥，现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为无法满足的欲望陷阱，丧失了幸福的感受。这些年，为重寻精神家园，内地上下已付出更多努力。
这正是“藏漂”们内心难以言说的愿望。在他们眼中这块精神与生态的“净土”，是不可多得的心灵栖息之地，“回到拉萨”，是藏民游子的呼声，也是这些外来者的心声。
西藏的神圣难以被染污。哲蚌寺寺管会常务副主任阿旺群增对本刊记者说，从上世纪80年代十世班禅大师提出“以寺养寺”以来，寺庙兴办农场、公司有了收入，信徒的供奉、布施也多了。现在学经班的僧人可以一心一意，不必像过去一样为生活来源操心。他作为“干活的”，每半年可发五千多元工资，现在用的手机就是花三千多元从成都买来的，与内外联系很方便。
很多农村藏民说，现在条件好了，去寺庙的道路更通畅，家里的经堂也更完备，他们可以更方便地进行宗教活动。当然年轻一代也有不少忙于工作、奔前程，与父辈的活动渐行渐远，“这是他们的自由，只要不做坏事就行。”格桑次仁说。
受访的中国的藏学家们认为，今天“现代化的观念正在深入到大部分藏传佛教信仰者的心中，而且支持藏传佛教在某些方面改革和向现代转换的人也很多。”
林芝农业技术员次仁卓玛有一次去教当地村民杀虫，很多百姓守持佛教“不杀生”的戒律，不愿用他们称为“毒水”的农药。
“后来有些人去问活佛，活佛告诉他们，为了保护庄稼而杀害虫没错。”次仁卓玛说，村民们这才愿意使用农药，但在打药之前，还是要先焚烧松柏树枝，这是他们和神对话的一种仪式。
“西藏经验”可期
本刊记者在藏地多个农村接触到的农民，生活条件较好的会讲如何积善行德，而贫困的多希望改善生活，如修个新房，买个拖拉机。
西藏，似乎更有条件享受现代化的利益，而避免其有害的一面。
在西藏普通民众中，“现代性问题，如人对自身命运的不确定性、对他人、对环境的焦虑感，还没有出现。”从上海来到西藏两年后，李作言作了如是结论。
他认为，此处独特的精神信仰氛围与生态环境，决定了出现现代性焦虑的可能性不大，生态并不全然指净土，还包括较恶劣的生存环境，“氧气都上不来时，你还想这想那？”
“即使有焦虑，他们化解的方式也比较多”，逛林卡、唱歌跳舞、呼朋唤友一起喝酒等，是藏民的生活常态。
在西藏工作生活38年的孙勇认为，藏民的“真善美程度较高”。
有一年下乡，一位十六七岁的藏族姑娘挡在公路上向孙勇他们招手，他们还以为她家里出了事，下车一问，姑娘有些羞涩地讲，“家里刚做了新鲜酸奶，你们要不要去吃？”后来知道，家里只有她和妹妹两人，父母放牧去了，“她们心中没有‘坏人’的概念。”孙勇很感慨。
人间天国难得，心中净土可求。清洗贪嗔痴，人心干净，天地才会干净。人心和谐，世界才能和谐。
北京大学教授叶朗说，中华文化中大可开掘出人类社会共同的普适价值。同样，藏学专家们也认为，作为中华文化中独特的一支，西藏文化也有可启示全中国、全世界的价值所在，不是只作为一种对边缘事物的猎奇性消费。
今年“3·28”50周年大庆时，西藏宣布其新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同全国一道实现现代化。孙勇说，西藏起步虽晚，但有些方面比内地一些省还好，如对传统和生态的保护，西藏的后发也正是其优势所在，甚至可提供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的“西藏经验”。（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 尕玛多吉 刘江 胡星 颜园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