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农奴》导演李俊在西藏布达拉宫。
2009年是西藏实行民主改革50周年，关于西藏的历史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对于年龄稍大一点的人来说，很容易想起上世纪60年代拍摄的一部名叫《农奴》的电影。《农奴》是新中国第一次在西藏拍摄的故事片，也是第一部完全由藏族演员出演的电影。这部影片真实再现了旧西藏农奴制下农奴的悲惨生活，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编者
黄宗江联手李俊打造《农奴》
《农奴》电影剧本的作者是黄宗江。黄宗江在中国同时代的文化人当中是一位杂家，他上过燕京大学，痴迷演剧，当过水兵，写过剧本、散文，还做过文化使者。黄宗江兄妹四人，都是文化界名人，因而自己戏称为：“卖艺黄家。”黄宗江是老大，他的弟妹是黄宗洛、黄宗汉和黄宗英。黄宗英是赵丹的夫人，演过《幸福狂想曲》。黄宗洛就是《茶馆》里的那个“松二爷”。黄宗汉呢，解放前十几岁就当过宣武区宣传部副部长，后来成为文化实业家。
在担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之前，黄宗江就因创作《柳堡的故事》、《海魂》而扬名影坛。1959年，平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武装叛乱后，黄宗江便开始酝酿《农奴》剧本。他先后四次去西藏体验生活，最长时间达半年，采访了许多翻身农奴。
黄宗江在西藏感触很多，总有一种创作冲动促使他想写点什么，但是一直没有找到突破口。有一天，黄宗江在西藏看一个叫《强巴的生活》的活报剧，它由当地藏族群众自己演出。戏虽然有点粗糙，却非常朴素感人。台上在演戏，台下许多观众都哭了。黄宗江从这个戏里得到启发，也汲取了力量，他决心把已经酝酿了许久的剧本写出来。
回到北京后，黄宗江开始构思剧本，但苦于找不到令人震撼的细节。有一天，他突然看到报纸上有条消息：一个农奴被农奴主砍伤了，解放军立刻用飞机送他到北京抢救。黄宗江被深深地感动了，直觉告诉他这是个好素材，他立即去医院采访。采访过程中，这个觉醒的农奴激动地说了一句话：“我现在的手是人的手，现在的脚是人的脚了!”开始黄宗江并不明白，后来才知道这个农奴入院后，护士细心地把他的手脚洗得干干净净，这在他是生平第一次。黄宗江震撼了，在农奴制下，农奴连自己的手和脚都不是自己的，只有解放了，农奴的手脚才成了自己的手脚。《农奴》就要表达这种变化，旧社会使农奴成了哑巴，新社会让农奴开口说话。
基本线索定下来后，黄宗江前后共写了五稿，光是剧本名字就有《装哑巴传》、《强巴的遭遇》、《铁匠与哑巴》等三四个。最后，才定名为《农奴》。应该说，黄宗江创作的文学剧本为影片的拍摄提供了一个坚实而出色的基础。对话少，文学性强，银幕感强，充分体现了电影的艺术特性。
1962年，时任八一厂厂长陈播正在为筹拍国庆15周年献礼片的事而寝食不安，当他看到《农奴》电影剧本后，大喜过望，赶紧找来因为拍摄《回民支队》而出名的青年导演李俊。陈播高兴地说：“你拍过纪录片《康藏公路》，对西藏比较熟悉。我们商量决定这个片子由你来拍吧，争取成为国庆15周年献礼片。”李俊也被黄宗江的剧本感动了，产生了创作冲动。李俊和黄宗江多次交流想法，最后他们定下《农奴》的影片基调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也就是尽量不让强巴说话，嘴越堵得紧，就越能凸现强巴的性格，说话分量就越重，也越具有震撼力。
李俊导演对将来的影片有了总体感受和把握后，就着手物色摄制组主创人员。李俊选择了韦林玉担任摄影，在拍摄《康藏公路》的时候两人合作就非常愉快，而且韦林玉镜头感极强，有一股拼劲。美工则选定了寇洪烈，李俊觉着寇洪烈不但业务过硬，而且聪明、工作投入，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合作伙伴。各路人马配备齐整后，1963年2月，《农奴》摄制组正式成立。
由于《农奴》是国庆献礼片，厂里从物质上也给予大力支持，胶卷可以使用当时最先进的东德艾柯发彩色胶卷。但是摄影韦林玉提出采用黑白胶卷，他认为黑白胶卷最能够展示出凝重的基调，而且黑白片有一种历史沉重感。李俊导演经过深思也同意用黑白胶卷，因为他对于平叛之前的西藏有很深的感触，那时的西藏是一个暗无天日的社会，农奴的生活的确是黑色的，农奴的心情也是压抑沉重的，在哑巴的世界里，黑白更符合主人公强巴的个性。李俊导演支持韦林玉的选择，决定要在黑白世界里实现一种美的突破。
资料图片：电影《农奴》宣传海报。
第一个进藏拍摄故事片的剧组
摄制组成立后，外景地的选择颇费了一番周折。开始有人提出在避暑山庄拍摄，这样既方便，又节省经费。如果去西藏则危险太大，在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拍电影，高寒缺氧，交通不便，供应困难，而且此前还没有在西藏拍故事片的先例。李俊导演默不做声，只是私下派美工寇洪烈到避暑山庄考察了一番。经过实地考察，寇洪烈觉得避暑山庄与西藏差距太大，西藏的高穹流云、庙宇建筑和风土人情在避暑山庄根本无法实现。寇洪烈是在西藏跌打滚爬过的，对西藏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论证落地有声。李俊也主张将来影片必须符合历史真实，生活细节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外景地定在西藏，才会让观众感到环境的真实可信。权衡利弊，摄制组党支部决定把西藏作为《农奴》外景地，实地拍摄。
在选择演员的问题上，李俊导演心中有自己的一盘棋。1954年，他曾到过西藏，农奴的苦难是令人震撼的，但是他们依旧那么热情和朴实，这给李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直想让农奴们以主人公的身份在银幕上诉说自己的悲惨命运，这不仅更有意义，而且农奴演《农奴》更能保持原汁原味的西藏风格。演员出身的黄宗江也主张选用一些藏族演员，他认为农奴出身的演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进行本色表演应该不成问题。
几个重大问题解决后，1963年3月，《农奴》摄制组兵分三路先到甘肃柳园汇合。月初，制片主任王永国率陈力鄂、李健最先到达柳园。李俊、韦林玉、高九龄、寇洪烈、佟翔天、赵松、流虹等主创人员随后到达。摄制组大队人马则于20日才到达柳园，三路人员集合后，就开始了穿越青藏高原的长途旅程。
开赴西藏的征程非常艰辛，他们要穿越柴达木盆地，翻跃昆仑山、唐古拉高峰，趟过沱沱河，最后才能抵达拉萨。由于沿途人烟稀少，只能在兵站休息，而兵站距离远近不等，开饭也就没了准头，大家经常饥一顿饱一顿。
十几天下来，摄制组吃的都是盐水炖辣白菜，见不到半点肉腥。只有到了五道梁兵站的时候，大家才解了一次馋。那天，大家饥肠辘辘，突然飘来一股香味，几名战士端了几大盘子炖肉放在桌上。摄制组人员胃口大开，一顿狼吞虎咽，他们吃了一生最难忘的炖野马肉。
一路上不仅忍饥挨饿，还要面对高原反应，经常有人因为体检不合格而打道回府。摄制组细木工老苏就是因为体检不合格，只能中途返回北京。在穿越昆仑山的时候，摄影助理陈力鄂高原反应强烈，到了藏北地区越发厉害，全身软弱无力，缺氧严重，视觉模糊重影。见到韦林玉时，竟疑惑地问：“怎么有三个韦林玉跟我说话?”
电影《农奴》拍摄现场，导演李俊在指导演员拍戏。
起用周总理表扬过的藏族演员
1963年4月，几路人马全部会师拉萨，《农奴》的拍摄工作正式开始。摄制组首先和西藏工委宣传部接上头，开始在西藏物色《农奴》演员。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大家把目光落在西藏话剧团上。团里有一批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不久的学员，他们的毕业汇报演出剧目《文成公主》还在上海引起轰动，周总理也邀请他们到北京演出。
当时看完演出，总理表扬演员：“你们是高原话剧的种子，要在高原上生根开花。”摄制组得知这一情况大为高兴，马上调看藏族演员的演出。
西藏话剧团团长权玉静非常重视，不几日就为藏族演员排练了三个藏语独幕戏。权玉静是汉族人，待人热情，既能说汉语又能说藏语，对于日后《农奴》的顺利拍摄起了不小的作用。
独幕戏开始了，藏族演员在台上入戏很快，李俊和副导演赵松等人坐在台下看戏。尽管大家听不懂藏语，但是感觉到藏族演员在舞台上生活气息十分浓厚，表演也很自然。尤其是对于藏族的生活习惯和动作，藏族演员表演起来更是格外出色真实。看完藏族演员的独幕剧，大家心中有了数，对藏族演员产生了极大信心。
对于确定男一号强巴的演员，剧组非常谨慎。这个人物是否能够站立起来，关系到整部影片的成败。李俊导演提出，这个演员应该过去曾经是个农奴，不仅外形上要高大、粗犷，而且内心必须含蓄、深沉。大家发现刚刚三十出头的旺堆再合适不过了，他除了没有装过哑巴以外，几乎和强巴的经历完全一样——旺堆的祖辈是拉萨次角林寺庄园的“属民”，他一生下来就成了小农奴。那时各种税收多如牛毛，他的童年记忆是“到年底，粮食、牛羊，几乎所有的东西全部被抵债了，债却越欠越多。”
旺堆的人生中经历过三次逃亡，从领主家的一名农奴逃到寺庙当僧人，再脱掉袈裟在一个农场过市井生活，再逃到内地，他逃离的是如同人间地狱般的农奴制旧西藏。影片中的强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出家当过喇嘛，旺堆也在色拉寺、哲蚌寺当过喇嘛；强巴是解放军扶他上马，共产党让他开口说话，旺堆也是共产党新社会送他到西藏公学、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翻身做了主人。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旺堆从一名农奴变成了国家一级演员，后来又担任了西藏自治区话剧团团长。
旺堆的一切似乎都非常吻合强巴的角色，而且，李俊发现旺堆的平时习作很有深度，那副浑厚的嗓音也富有表现力。唯独有一点李俊导演仍然放心不下，那就是影片中强巴是个装了半辈子哑巴的人，从头至尾只有一句台词，需要用眼睛来说话。单纯用眼睛来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这对于一个表演艺术家来说都有极大的难度，而旺堆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话剧演员。李俊对旺堆还是有些没底。但一次小品训练彻底打消了他的担忧。
这是一个叫《我的遭遇》的小品习作。演出时，摄制组还特意请了一些藏族群众来当观众，以观察演出效果。旺堆刚上台时，还有一点局促不安，但很快便进入了角色。他把自己的悲惨遭遇和剧中人物的命运融合在一起，燃起了对农奴主的真切的仇恨，台词像出谷的洪水，滔滔奔流。这时，舞台成了旺堆的控诉讲坛，观众都偷偷地擦着泪水。
大家坐在后面仔细地观察着，尽管没有听懂旺堆的藏语，但是旺堆那双满含仇恨、喷吐着火焰的眼睛却传递了一切。李俊导演也被深深感染了，他似乎完全听懂了旺堆的话语。小品演完后，旺堆的感情还是不能平静下来，长久地沉默着，一言不发。李俊正是在旺堆的沉默里看到了影片中的强巴，他心里已经定下调来：“旺堆的眼睛会说话，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演员!”
确定小强巴的演员倒是有些偶然。有一天，李俊导演听说拉萨市业余歌舞团正在排演儿童节目，就赶了过去，看能不能物色到一位小演员。大家看到一个瘦弱的小男孩，在舞台上表演很投入，尤其是眼神非常独特，像饱经辛酸似的。
节目一结束，李俊就走到后台找到那个男孩，用手亲切地摸着他的头问，“孩子啊，叫什么名字?”孩子回答：“我叫旺堆。”李俊心里嘀咕“巧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旺堆，这里又有一个小旺堆。”李俊接着问：“小旺堆，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啊?”小孩却嘴角一咧，落下泪来。
一打听，才知道小旺堆是个孤儿，生下来没吃过母亲的一口奶，也不知道父亲的模样。他父母跟影片小强巴的父母一样，也是被农奴主折磨而死。幸好有位好心的农奴老奶奶抚养了小旺堆，两人相依为命。可是在小旺堆刚刚会走路的时候，老奶奶也去世了。从此，小旺堆就被农奴主卖来卖去，直到西藏民主改革，他才进了孤儿院。
听了小旺堆的遭遇，大家眼睛湿湿的，心里不是滋味。李俊赶紧给孩子说明情况：“我们是来西藏拍电影的，反映西藏农奴翻身的故事。我们想找一个像你一样受过磨难的小演员。小旺堆，你敢不敢演电影啊?”小旺堆眼睛一眨，“敢!不过电影怎么拍啊?”一句话，逗得大家都笑了。
不久，小旺堆就被定下来扮演童年强巴。事实证明，大家没有看走眼。在拍摄“小强巴偷吃供果”一场戏的时候，小旺堆一天都没有吃东西。导演问：“小旺堆，怎么不吃东西?”小旺堆回答：“叔叔，我怕忘了过去挨饿的滋味。饿着肚子才演得像，吃饱了就演不好了。”李俊非常感动，对小旺堆说：“这可不行，你饭要吃好，戏也要演好才对啊。以后不能饿着演戏，好不好啊。”后来，小旺堆还被送到上海戏剧学院学习表演，圆了他的演员梦。
《农奴》的主要演员敲定后，其他角色是否也选择藏族演员，摄制组征求了西藏工委宣传部的意见，他们建议都用藏族演员。李俊导演也觉得全部选用藏族演员更有意义，因为翻身农奴演《农奴》产生的影响会更大。从拍摄角度上讲，全部选用藏族演员也有利于协调和配合。为了让藏族演员尽快熟悉电影表演，摄制组还在军区第一招待所举办了一个电影基础知识培训班，从电影ABC讲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藏族演员很快都进入了状态。
电影《农奴》中，解放军把强巴从农奴的悲惨生活中解救出来。
夏衍出面平息剧本之争
为了把影片拍摄得更加真实可信，剧组还组织摄制组全体演员参观访问农奴家庭、贵族庄园。在罗布林卡的仓库里，大家看到了农奴主对待农奴的残忍刑具，有打嘴、割舌、挖眼、剜心、锯腿、断筋等几十种。还有人头、人皮、风干了的人手、人脚，用人大腿骨刻成的花纹佛像，用人头盖骨制成的茶碗，人皮蒙成的手鼓等，看后令人毛骨悚然。农奴主不但从肉体上任意割杀农奴，从精神上也严格控制农奴。据说，在旧西藏铁匠不能用别人的碗喝水，不能用人家的锅做饭，不能踏入别人家的门。甚至在阳光下，铁匠也不能把自己的影子和别人的影子重叠起来，否则会使别人“倒霉”。通过参观和深入生活，摄制组获得了许多感性认识，对于把握《农奴》的情感基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摄制组不仅从氛围环境上追求真实感，对于道具服装也要求极为严格。很多服装、道具都是原件，摄制组还把服装道具摆出来邀请当地藏民参观指点，力求接近历史原貌。有时为了一件服装，大家满街去找，摄制组细节工作做得非常到位。一旦发现有人穿的衣服符合摄制组的要求，就派人尾随其到家中，用新的土布服装换人家的旧服装。有时换下来的服装实在太脏了，而且还有很多虱子，大家就在院子里架一口大锅，烧开水煮旧衣服，消毒处理后再让演员穿。
正当大家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摄制组与编剧黄宗江在导演分镜头剧本上发生了争执。导演分镜头剧本寄回八一厂，黄宗江看后非常不满意，觉得导演分镜头剧本对电影文学剧本改动太大。立即给李俊导演写了一封信，探讨分镜头剧本问题。黄宗江也是一个急性子，还约上副厂长王牧一起飞到拉萨商量剧本问题。黄宗江认为分镜头剧本与电影文学剧本存在差距，应该照原文学剧本拍摄。李俊只有一句话：“导演分镜头剧本不是我自己的东西，这是整个摄制组讨论的结果，你能说服摄制组，我就改。”
摄制组和编剧互不相让，工作进入僵持状态。副厂长王牧出了一招，把分镜头剧本和文学剧本交给权威人士定夺。不久，两个剧本交到了夏衍手中。夏衍非常认真，蝇头小楷密密麻麻批了不少文字。最后，夏衍说了一句话，导演分镜头剧本比电影文学剧本提高了一步，再进一步修改润色一下可以按照导演分镜头剧本拍摄。夏衍这个带有倾向性的建议，平息了这场剧本之争。
不久，《农奴》第一个分镜头在拉萨的聂当开拍。当时，国家还处于困难时期，剧组的生活很清贫，但大家对待工作却毫不含糊。在拍摄拉萨河边断崖峰顶外景戏的时候，李俊导演顾不得初春的河水刺入骨髓，干脆挽起裤腿站在水中指挥。工作人员还要爬上3800米高的陡坡。山路布满细碎沙石，非常难走。大家只能像螃蟹一样走“之”字形，爬到山顶已是气喘吁吁了。
当然，摄制组在拍摄期间，体验到的不仅仅是艰辛与劳累，也分享到了西藏独特的风土人情。摄制组所在的西藏军区第一招待所在拉萨河北岸，环境十分宁静。清晨，雾气笼罩着拉萨河，像一层白纱飘然其上，意境非常别致。大家可以到河边跑跑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大胆的年轻人还向拉萨河发起挑战。摄影助理陈力鄂和制片吴升远有一天来了兴致，要横渡拉萨河，大家站在岸边给他们助威加油。陈力鄂和吴升远走近深水区时，水已没过腰际，冰冷刺骨，他们开始全身发抖。年轻人火气旺盛，不肯回头。李俊导演见状大喊：“你们回来吧，身体要紧!”大家也都跟着喊起来。两个人只好掉头上岸，约好天暖时再来征服拉萨河。
在西藏，大家还学会了喝酥油茶。刚开始的时候，摄制组有些工作人员受不了酥油的膻腥味。一段时间后，大家发现坚持喝酥油茶与不喝茶，身体发生了明显差别，前者身体壮实，精神充沛，后者则体力不支，萎靡不振。最后，摄制组所有人员都学会喝酥油茶，并喜欢上了酥油茶。
摄制组尊重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影片很有分寸地把握了《农奴》中的宗教内容，慎重地构思每一个镜头，如老奶奶手握“护身符”却依旧死在河水中，更顿喇嘛因塑佛像而失明等情节，都力求符合西藏的风俗习惯。
《农奴》编剧黄宗江接受采访，回忆当年创作情况。
邓小平说：“拍得不错，给你一颗烟抽。”
1964年10月1日前夕，《农奴》作为建国15周年献礼片隆重上映，在全国轰动一时，观众好评如潮。有的观众竟连续看了四次。夏衍给予《农奴》高度评价它“不仅在题材内容上，而且在整体艺术水平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影协主席蔡楚生看完《农奴》后则对强巴的表演大加赞赏，他说：“哎呀，强巴的表演真深刻，深得没有底了。”
今年77岁的旺堆已经退休，他至今还常常念叨当年那些辉煌的日子，他说：“我的一生有三个重大转折，参加革命工作是第一个转折；到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是第二次转折；演《农奴》是第三次转折。《农奴》使我一夜成名，我以后也塑造过许多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但没有一个比得上强巴在我心目中的分量。”
国庆节，《农奴》摄制组被邀请到天安门观礼。长安街上用一辆卡车扎起《农奴》花车，上面有一个强巴的塑像，彩车过时响起阵阵掌声。周总理亲自接见了旺堆，他握住旺堆的手说：“你演得不错，你们以后每年都要来一趟北京，要带来更好的作品。”后来，总理还把影片带到万隆亚非会议上去放映。当年，旺堆和黄宗江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参加印尼雅加达亚非电影节，陈毅外长亲自选定《农奴》作为电影节的招待影片。各国人民都非常关心西藏翻身农奴的生活，影片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有一天，李俊导演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副厂长王牧追上他说：“中央首长要调看《农奴》，你去汇报一下吧。”李俊匆匆赶到中南海，邓小平、杨尚昆等中央领导都已经坐在沙发上了。邓小平指了指身后的一个座位说：“你就是李俊吗?坐到这里吧。”李俊就坐在邓小平、杨尚昆身后中间那个座上。邓小平抽着烟，认真地看着影片，影片放完后他说：“拍得不错嘛。你抽烟吗，给你一颗烟抽。今晚上我们还有重要会议就不留你吃饭了。”杨尚昆也说拍得不错。李俊只记得邓小平给他的那颗烟特别长，回家的路上，他一点也没觉得饿，抽着一支烟就回来了。
电影《农奴》用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深刻地揭露了旧西藏农奴制度的本质，在中国电影艺术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影片中人物对话极少，主要靠画面和音乐来说话，造型及画面极富雕塑感。李俊导演追求的“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艺术手法，在观众中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直到20世纪80年代，《农奴》还作为重要电影样本被专家学者解读分析，其拍摄手法也被新的导演不断学习。周晓文导演曾说过，他最喜欢的中国影片只有一部，那就是《农奴》。
中国人没有忘记《农奴》，世界也没有忘记《农奴》。1981年，《农奴》捧得马尼拉国际电影节金鹰大奖。1994年，《农奴》获国家民委颁发的少数民族“腾龙奖”纪念奖。 （崔斌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