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多）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８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由此拉开了西藏民主改革序幕，由此百万农奴站了起来。这不仅从根本上扫除了西藏社会发展进步的社会制度障碍，而且标志着世界上最后一个主要的农奴制堡垒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人类废奴史和人权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西藏民主改革５０周年之际，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９日，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九届二次会议庄严决定，每年３月２８日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此时，口口声声代表“全体藏人利益”、以“民主”、“自由”自我标榜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一伙不仅没有任何反思、悔恨的表示，反而攻击中国此举“无任何实质意义”，“是对藏人的侮辱”，将“制造新的不稳定因素”。达赖喇嘛一伙这种蛮横和情绪化的反应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本来就与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有着无法割舍的情缘。
当年妄图“永远不改”
１９５９年以前，西藏实行的是延续了千百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除了一些别有用心或者对旧西藏一无所知的人把这个“喇嘛王国”描绘、想象成“人间天堂”，所有历史事实和档案文物，所有古今中外学者负责任的论述，都揭示出旧西藏的落后、黑暗、野蛮。比如英国记者埃德蒙·坎德勒（Ｅｄｗｕｄｎ Ｃａｎｄｌｅｒ）在《拉萨真面目》（Ｔｈｅ Ｕｎｖｅｉｌｉｎｇ ｏｆ Ｌｈａｓａ）一书中说：“这个地方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农民是他们的奴隶”。美国藏学家梅·戈尔斯坦（Ｍ·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指出，宗教和寺院集团是“西藏社会进步的沉重桎梏”和“极端保守的势力”。旧西藏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主要首领，同时兼任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集政教大权于一身。达赖喇嘛本人既是这个政教合一制度的总代表，也是最大的农奴主。在民主改革前，十四世达赖喇嘛一家在西藏占有２７座庄园、３０个牧场、６０００多名农牧奴，每年在农奴身上榨取的青稞３３０００多“克”（１“克”相当于１４公斤），酥油２５００多“克”，藏银２００多万两，牛羊３００头，氆氇１７５卷。１９５９年，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手上有黄金１６万两，白银９５００万两，珠宝玉器２万多件，有各种绸缎、珍贵裘皮衣服１万多件，其中镶有珍珠宝石的斗篷１００多件。无怪乎西班牙记者安德烈斯·桑切斯·迪亚斯不无揶揄地说“达赖喇嘛所拥有的奴隶多于他的智慧”。
这样一套制度，在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历史，西藏当然不能自外于人类文明进步潮流。但是考虑到当时西藏社会的特殊情况，中央政府对西藏社会改革问题采取了非常稳慎的方针。１９５１年，中央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签署“十七条协议”，规定“有关西藏改革的各项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也就是说：西藏社会制度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办法采取上层统治阶级和广大群众协商，中央不包办；什么时候改革，中央不强迫。
中央有关改革问题的方针，已经最大限度地照顾了西藏上层的利益。但是达赖喇嘛一伙人要求的是他们的既得利益永远不受任何触动。签订“十七条协议”的原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据我所知，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上层统治者中确有一部分人死心塌地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害怕民主改革，反对民主改革”，进而“把维护封建农奴制、反对民主改革同西藏独立融为一体”。事实确实如此，从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在改与不改问题上，西藏封建农奴主上层反复与中央讨价还价，竭力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和自身特权地位。考虑到他们思想认识转变需要时间，中央采取了耐心等待、教育的办法。１９５６年８月毛主席给达赖喇嘛写信，告诉他“现在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达赖喇嘛当年底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２５００周年活动，一度想滞留不归，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总理三次找他谈话，转达毛主席的意见，西藏未来６年不改革，６年以后改不改，还是由达赖喇嘛决定。
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封建农奴主上层为了“永远不改”，最终不惜发动武装叛乱，图谋从中国分裂出去。１９５７年７月，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达赖喇嘛接受叛乱组织“四水六岗”敬献的“金宝座”，并向在场的５００名代表回赠礼品、挂哈达，极大鼓舞了叛乱活动。达赖喇嘛身边的人积极参与各种阴谋活动，他的三哥洛桑三旦明确要求江达地区头人齐美贡布发动叛乱，说“这是达赖喇嘛的指令”。正是在达赖喇嘛的支持、庇护下，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西藏封建农奴主上层顽固势力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
顺便说一句，这场叛乱并不是达赖喇嘛宣扬的所谓“和平起义”。３月１０日当天叛乱分子就打死爱国藏族人士索朗降措，随后向驻藏部队、机关发起武装进攻。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交待，“甚至我的私人厨子也扛着一具火箭炮”。
至今仍然美化旧西藏社会政治制度
达赖喇嘛出逃后，生存成了第一位的问题。要让被裹胁出去的藏民继续拥护他的封建农奴制度，服服帖帖跟他走；又要让西方人觉得他领导下的旧西藏是人类社会最后的“香格里拉”，痛痛快快地给钱，方法只能是说谎了。早在１９６４年３月１０日，达赖喇嘛就在达兰萨拉向境外藏胞“描绘”说，“实现西藏独立的原则，是政教合一的自由独立，这样今生和来世都有了寄托。我们大家共同享用政教合一的生活，很有必要”。针对有些人对“政教合一”的前景产生怀疑，１９６５年３月１０日他又说，“有些人以为法和世道不能同时并进，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政教合一是可以办得到的”。１９９３年，达赖集团炮制出所谓《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的文件，称“过去的西藏社会绝不是中国所说的那样极端残酷与黑暗”，“社会制度的宽松可以与当时亚洲大部分地区相媲美”。到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０日，达赖喇嘛对一个名为“茉莉”的人谈话时，对旧西藏的美化又上到一个新台阶，“虽然旧西藏社会是落后的，但是绝不像中国共产党所说的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绝对不是这样。在旧西藏社会中生长的人，绝对是充满快乐的、笑眯眯的。从总的来说，旧西藏的制度是比较好的，其中有一些仁慈、以善待人的观念，与中国和印度其他国家，特别是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相比好多了。”到了今年，达赖喇嘛在３月１０日声明中，干脆直接把１９５９年前他领导的西藏说成是“自由的西藏”，好像就根本没有过什么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这回事。
达赖喇嘛这种态度并不会令人感到奇怪，因为他的地位、权力和利益就是建立在这一制度上的。在达赖喇嘛看来，一直沿用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中对农奴剜目、残肢、抽筋、投崖、溺水等酷刑，“为了给达赖喇嘛念经祝寿，急需湿肠一副，头颅两个，多种血，人皮一张”等血淋淋的命令，只要编织在宗教特权的神圣色彩之中，就都是“仁慈、以善待人”的。换句话说，如果有朝一日达赖喇嘛在西藏重执政教大权，他将理所当然地“充满快乐的、笑眯眯的”把这一套重加到西藏人民头上！
还在做着复辟政教合一的迷梦
从出逃至今，达赖喇嘛一直苦心经营着他领导的流亡“小朝廷”，当然也需要“化妆”一下，化妆品就是“民主”。而由一个代表封建农奴制的政教合一的流亡团体搞出来的“民主”，不能不在世人面前显得十分古怪。
民主是属于达赖喇嘛一个人的。１９６３年，达赖喇嘛领导制定了所谓《西藏未来政体及宪法要旨》，其中规定“西藏政府的主要职权由达赖喇嘛负责”。１９９１年又制定《流亡藏人宪章》，再次重申“政府的一切权力都属于至尊的达赖喇嘛”，“政府的一切只能以达赖喇嘛的名义进行”。１９９２年达赖喇嘛又亲自撰文说：未来“西藏恢复自由后”他要交出权力，这样就有一个过渡期，“过渡总统”的产生有两个办法：其一由藏人代表选出不超过７个候选人，“由我指定一人为临时政府总统”；其二“如这样的选举方式出现不妥，则直接由我指定一人为临时总统”。总而言之，选不选举、过不过渡、交不交权，一切终归听达赖喇嘛的，这不能不算作达赖喇嘛对人类民主事业的一大“贡献”。
政教合一是不能放弃的。《流亡藏人宪章》明确规定未来西藏实行“政教结合”制度。去年达赖集团专门开了一个讨论未来前途的“特别大会”，“一致认为达赖喇嘛是境内外西藏人民的最高政教领袖”，“全体藏人一致尊重和支持达赖喇嘛在任何时候做出的任何决定”。此外，在这个“流亡政府”中，作为行政领导人的桑东是活佛，“议会”中设有１０个固定的各宗教教派代表席位。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政府”动不动就要操办各种名目的法会，特别是给达赖喇嘛祈福的法会屡办不烦，今年３月７日开始又大办了５天。桑东早在１９９６年《西藏未来蓝图》中对这个“政府”的职能作过一番勾画：“将成立一个享有宪法权力的‘宗教事务委员会’，达赖喇嘛将是这个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人。每位年满１８岁的信教者将依法不定期交付‘宗教税’。政府根据信教的基本人数给予财政支持”。今年３月桑东又在“宗教领袖会议”上说：“历数过去５０年西藏流亡社会的成就，最重要一点就是为藏传佛教和苯教的发展壮大作出了突出贡献。藏民族的政治离不开宗教的支持，政治自治只是我们发扬藏传佛教的一个条件”。笔者提醒读者注意一个细节：所谓“西藏流亡政府”的英文全称是“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l Lama”，即“神圣的达赖喇嘛的西藏中央政府”。达赖喇嘛的民主是什么货色，难道还不清楚吗？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为废除美国奴隶制度、维护国家统一不惜一战的林肯总统说的一句话，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某些人，但你绝不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人。达赖喇嘛那一伙人的把戏一点就透，还指望“在所有时候欺骗所有人”，可谓期望值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