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前仰韶文化
裴李岗文化①是1977年在新郑县裴李岗发现的一种新型文化，它不仅文化面貌独具风格，而且在中原地区各类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年代在目前来说也是比较早的，也可以称为前仰韶文化。裴李岗文化的发现，是我国考古学上的新收获，它的学术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一、裴李岗文化的概况
裴李岗文化已经发掘的遗址有两处，一处是新郑县的裴李岗，另一处是密县的莪沟北岗，两处遗址均在洧水左岸，相距20多公里。裴李岗遗址的面积约2万平方米，莪沟遗址的面积约8万平方米。综合这两处遗址的发掘资料，对裴李岗文化有以下几点认识。
1.裴李岗文化的氏族已经过着定居的生活。第一，文化层的堆积有的地方厚达1米以上，如果没有长期的定居生活，这种现象是不会出现的。第二，遗址中发现有房基、烧陶窑和许多储藏物品的窖穴，这些都是人们定居生活的一般特征。第三，墓地的发现以及墓地和其他遗迹还有打破关系，也是定居生活的一条证明。
2.裴李岗文化的氏族经济生活主要是依靠农业生产。这从发现的生产工具即可以看出一个大概。首先是用于砍伐的石斧，用于松土播种的石铲，用于收割禾穗的石镰，是发现最多的农业生产工具；其次是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石磨盘和石磨棒，这是加工粮食的工具。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的发现，充分地证明了农业生产是氏族生活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氏族定居的物质基础。
3.狩猎、采集和家畜饲养是氏族经济生活的辅助。遗址中发现的少数的弹丸和骨簇是狩猎经济的反映；发现的栎子、枣核和核桃是采集经济的反映；发现的猪、羊骨骼和陶猪、陶羊，说明氏族内出现了家畜饲养。但是这几种生产活动与农业生产相比较，只能是氏族的一种副业，是生活的补助。
4.石器和陶器的制造，是氏族内主要的原始手工业生产。关于石器制造，人们不仅已经熟悉选料和制坯技术，而且在磨制技术上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虽然有些石器还保留有一定的打制或琢制痕迹，但有些石器却磨制得非常精致。石器的种类不多，主要有磨制的石斧、石铲、石镰和琢制的石磨盘、磨棒等。另外，还发现有磨制石器或骨器的砺石。关于陶器的制造，是裴李岗文化一项十分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在莪沟发现的一处红烧土面遗迹，当是最原始的就地烧制陶器的基址；在裴李岗发现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烧陶器窑，虽然比较残破，但还可以看出已初具规模的简单结构。在这样的陶窑里烧制成的陶器，基本上呈红色或红褐色，灰色陶器是非常个别的。陶质有两种，一种是细泥红陶，一种是夹砂红陶。陶器胎质疏松，吸水性强，容易破碎。陶器纯属手制，大器物多用盘筑法，小器物用手捏制，耳、鼻、腿皆为器体制成后再进行粘接。陶器上的纹饰非常简单，主要有篦纹、压印纹、坑点纹、划纹和指甲纹等。陶器的品种主要有罐、壶、钵、碗、勺、鼎和三足钵等。
5.纺织和人们的装饰。这两方面出土的遗物不多，但是也可以看出一些迹象。遗址中出土有陶纺轮，是人们已经会纺线的证明，发现的骨匕可能与织布工具有关。装饰品发现有绿松石珠，还有人们用于发髻上的骨簪。
6.建筑术的出现。第一，人们会营建简单的烧陶器窑。第二，人们会挖掘储存物品的窖穴。第三，人们会营建半穴居的房屋。在莪沟发现6座房基，均属半地穴土坑。近圆形的房基5座，口径2.17米～2.2米，周壁直而光滑，在南壁或西南壁有伸出房外的斜坡或阶梯门道，迎门的室内有火塘，有的火塘用黄泥或草拌泥筑成灶圈，有的火塘呈箕形。有的房基周边分布有均匀的柱洞，门道两侧有两个大柱洞。有一座房子是从地面向下挖一个长方形坑，南北长2.4米，东西残宽1.32米，室内地面用黄色土铺垫。
7.氏族的葬俗。裴李岗和莪沟共发现100座墓葬，反映了以下几种葬俗：第一，这时的氏族有了公共墓地。第二，墓圹均为长方土坑，无葬具，方向朝南或西南，虽然多数人骨架已腐朽，但是还可以观察出来他们的葬式是仰身直肢葬。除一墓为二人合葬外，其余均为单人葬。第三，莪沟出现了9座挖有壁龛的墓，随葬品都放置在壁龛里。第四，盛行随葬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除9座墓无随葬品外，其余91座墓均有随葬品，最少的1件，最多的有26件，随葬品的放置似有一定规矩。随葬品主要有三类，一类是生产工具，一类是粮食加工工具，一类是生活用具。第五，随葬品的组合有三种形式，一种是纯陶器随葬，另一种是陶器与粮食加工工具相组合，最后一种是陶器与农业生产工具相结合。除裴李岗M1外，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在其余所有墓内是不同时随葬的。能够区分性别的在莪沟有M31、在裴李岗有M28，都是男性墓，他们的墓内只随葬陶器和农业生产工具，而没有粮食加工工具。从这些迹象看，男女分工已经反映到葬俗上来了。
8.裴李岗文化的年代和分布。莪沟遗址的年代测定了三个数据，树轮校正后为公元前5737年～前5916年。裴李岗遗址也测定了三个数据，其中最晚的一个数据经树轮校正为公元前5879年，其余两个未经树轮校正的数据，一个是公元前5935±480年，一个是公元前7350±1000年。综合这些数据来分析，裴李岗文化的时代当在距今8000年左右。
关于裴李岗文化分布的情况，据开封地区文管会的调查，在新郑县除了裴李岗遗址外，还有唐户遗存，面积约4万平方米；西土桥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在中牟县发现了两处，一处在黄店公社的业王村，一处在八岗公社的冯庄大队。在密县除了莪沟遗址外，还发现有东关、城东北角、青石河、张湾和王咀、马良沟等6处遗址。在登封县唐庄公社向阳大队的东岗岭发现1处。在巩县夹津口公社铁生沟大队和鲁庄公社赵城大队村南也各发现了1处。总共五个县发现裴李岗文化遗存14处，其中4处和仰韶、龙山文化共存②。另外，在郑州、焉陵、长葛、舞阳、漯河、许昌、郏县、潢川、项城以及山东的滕县等近20个县市，都发现了裴李岗文化③。根据这些不完全的调查，已足以说明裴李岗文化分布的区域实在不能算小。
二、裴李岗文化的独特风格
裴李岗文化与中原地区各类新石器时代文化相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是十分明显的，不仅文化的年代居于首位，而且它的文化面貌也是具有独特风格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石磨盘和石磨棒的特殊形制与普遍的发现，是识别裴李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磨盘和磨棒皆用砂岩琢制而成，磨盘形制有三种。以裴李岗遗址出土的为例，第一种平面近似于椭圆形，一端稍宽，一端稍窄，腰部内收，略呈鞋底状，盘下有四个柱形腿；盘面由于长期使用，腰部已经下凹。第二种平面也近椭圆形，与第一种最大的区别是盘下没有腿，一般较厚大。第三种平面一端尖，一端平齐，无腿。石磨棒一般为圆柱形，由于长期使用，有的成扁圆形或三棱形。裴李岗文化的磨盘、磨棒不仅器形特殊，而且出土数量也特别多。在裴李岗和莪沟两处共发现了57个石磨盘，25根石磨棒。在各县发现的裴李岗文化中，多有石磨盘出土。所以有的同志说“这简直是磨盘文化了”。这样多的石磨盘出土，目前所知道的任何类型文化遗址都是望尘莫及的。
2.三足器的大量出土，是裴李岗文化又一个明显的特点。三足器有陶鼎、三足罐、三足壶、三足甑形器和三足钵。裴李岗和莪沟出土各类陶器总共只有300多件，但是其中三足钵即有125件，是数量最多的一种陶器，如果加上其他三足器，即有140多件。裴李岗文化盛行三足器，也是其他类型文化无法与之相比的。特别是莪沟发现的三足甑形器，更为各类新石器时代文化所罕见。
3.两端刃和舌状石铲是裴李岗文化代表性器物之一。有的是带肩石铲，刃部呈弧形；有的石铲刃部呈弧形或舌状，但顶端较窄，甚至呈尖状。最使人感兴趣的是两端刃石铲，有的两端皆呈舌状或弧形，或一端呈舌状一端呈弧形。石铲在裴李岗文化中是既普遍存在数量又多的一种器物。如裴李岗和莪沟发现石斧、石铲和石镰共117件，其中石铲一种即81件，占总数的69%，这样大的比例在其他文化遗址中是不多见的。
4.锯齿镰是裴李岗文化的一种典型器物。这种石镰都是通体磨光，制作精致。其形状有弧背平刃和弧背凹刃两种。石镰的柄部略向上翘，柄的下部有一个缺口或两个缺口。这类颇具匠心的石镰，最引人注意的还不是它的形制如何精致，而是在于每一件石镰的刃部都制作有锯齿，正是这种带锯齿的石镰，它把裴李岗文化点缀得更加突出更加明朗化。
5.陶壶在裴李岗文化中数量仅次于三足钵，两处公共墓地共随葬陶壶78件，它是氏族最重视的生活用具之一，在莪沟大部分墓内都随葬有陶壶，在裴李岗几乎全部墓内都随葬有陶壶。发现的陶壶一般都是小口、高领，并附有对称的弯月形双耳，不论横耳或竖耳均有穿孔，个别的还有纽状耳。器形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圆球形，一种是蛋圆形。陶壶的底部有四种情况，一种是圆底，一种是小平底，还有一种近似尖底，最特殊的是在球形壶下附三个锥状矮足。这种陶壶当是一种运水工具。
6.裴李岗文化中的陶勺、深腹罐和圈足碗，虽然没有三足钵和陶壶那样显著的位置，但也是构成裴李岗文化的重要因素，特别是陶勺的出现，在其他类型的文化遗址中是不多见的。
7.裴李岗文化的陶器纹饰也是别有风格的，它既没有色彩鲜艳的彩绘花纹，也没有一般文化中的绳纹和条纹，它的陶器纹饰是中原地区其他类型文化比较少有的篦纹、压印纹、坑点纹、划纹和指甲纹，有的器物上还有乳钉装饰。在中原地区见到裴李岗文化的陶器纹饰，使人感到很陌生、很特殊，这些纹饰成了区别于其他类型文化的奇装异服。
8.壁龛墓的出现，是中原地区各类新石器时代文化所罕见的。不论是仰韶文化或大汶口文化，甚至后来的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一个墓地发现9座壁龛墓，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资料。因此壁龛墓也应是裴李岗文化的特征之一。
以上介绍的八种情况，都是非常具体的例证，它已经可以反映出一种文化共同体的特征，所以有的同志提出将其命名为裴李岗文化的意见是正确的④。从目前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裴李岗文化根本无法归属到任何某一种文化系统。它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它的分布范围也相当广泛，因此说把它命名为裴李岗文化是当之无愧的。
三、为裴李岗文化寻找后代
裴李岗文化分布范围广、延续时间长，显然是一类生命力很强的远古文化，它进一步发展为什么文化，也就是说它的“后代”是谁？下面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与磁山文化和老官台文化比较⑤
在中原地区与裴李岗文化年代接近的有磁山文化和老官台文化。武安磁山遗址C14测定了两个年代数据，一个是距今7355±100年，另一个是距今7330±105年；老官台文化的北首岭遗址下层，C14测定的年代为距今7100±140年（树轮校正）。这两处遗址与裴李岗文化的关系，从以下几个方面比较。
1.农业生产工具比较
裴李岗文化中的农业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铲和石镰；北首岭没有发现石镰；磁山虽然发现石镰但没有锯齿。裴李岗的石斧横断面呈椭圆形，刃部作圆弧形，个别的也有平齐刃；磁山发现的石斧较多，多为柱状体，断面与刃部同裴李岗近似；北首岭的石斧，横断面呈扁圆形，平面作长舌形，有的石斧已有穿孔，与裴李岗石斧不同。裴李岗的石铲最大的特点是舌状和扁长两端刃、双面弧刃等几种；磁山的石铲基本上与此相同；北首岭的石铲虽说具有舌形的特点，但其基本形状平面呈短宽近似于圆形，与裴李岗的扁长条形石铲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裴李岗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与北首岭的同类器没有明显的共同之处，但是与磁山比较接近。
2.粮食加工工具的比较
粮食加工工具，在裴李岗文化中发现的特别多。磁山遗址中发现了不少石磨盘和石磨棒，与裴李岗文化的同类器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特别是磁山发现的I式磨盘（T24②H58：402），与中牟业王遗址出土的磨盘形状极为相似⑥。老官台文化没有相似的器形发现。北首岭出土有磨棒，有文说中腰已经磨蚀变细，未介绍具体形状和尺寸，同时也无图参考，无法对比。北首岭同类的西乡李家村遗址⑦，公布的资料提到石磨盘，但也未介绍具体形状。因此用石磨盘和石磨棒相比较，对老官台文化不能作结论，但是对磁山文化来说，它是承袭了裴李岗文化的传统。
3.生活用具的比较
裴李岗文化中发现的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所以，只有以陶器为主来进行比较。裴李岗文化的陶器从陶质来说，有夹砂和泥质两大类。其陶色，从整体来看基本上都属于红色，灰色陶器是非常个别的现象。陶器的制法全为手制，主要采用泥条盘筑法，小件器物用手捏制，器壁皆厚薄不匀。磁山遗址出土的陶器基本上与此相同。北首岭（包括李家村）的陶器虽然均为手制，但器壁厚薄比较均匀。陶色虽然是以红陶为主，但有相当数量的灰陶。从陶质陶色观察对比，磁山与裴李岗比较接近。裴李岗的典型陶器，如三足钵、钵、圈足碗、假圈足碗、深腹罐与磁山出土的同类器物基本相同；双耳球形壶和双耳蛋圆形壶，与磁山I式小口双耳罐（T14②：3010)和Ⅱ式小口双耳罐（714②：301）近似。现在再看看老官台文化，三足钵和假圈足碗在元君庙发现有类似的器物，深腹罐在老官台和元君庙有发现⑧。北首岭和李家村也有三足器，一种是竖置的鹅蛋形罐或直筒形罐，不论是平底或圜底，下边都有三个横长的疙瘩小足；第二种是上部为侈口、鼓腹小平底罐下边有三个外撇的圆锥状短足；第三种是上部为一个带把的小壶，下部有三个柱状足；第四种是上部为一个深腹碗，下边附有三个小足。但是这些三足器与裴李岗文化的三足钵、三足壶相比较，其风格没有相似的感觉。北首岭发现的四足双连鼎，与裴李岗的陶鼎也不一样。从以上这些陶器对比的结果看，老官台文化没有磁山文化与裴李岗文化的关系密切。
（二）与仰韶文化比较
仰韶文化有各种类型，现以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相比较。裴李岗文化典型的石铲、石镰和四足磨盘，在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中找不到踪影（淅川地区发现有锯齿镰，不属半坡、庙底沟类型）；裴李岗文化的提水工具如双耳球形壶、蛋圆壶，在半坡和庙底沟也很难找到同类器，不过裴李岗出土的一件Ⅳ式壶（M16），小口、双耳、尖圆底，似为仰韶文化的小口尖底瓶的祖型；裴李岗文化最盛行的三足器，如三足壶、钵形鼎（或称三足钵）、罐形鼎，在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中是比较少见的，如姜寨、史家村和三里桥等遗址就没有见到三足器，庙底沟遗址出土了那么多陶器，只有一件三足釜，半坡遗址发现了上千件的陶器，只复原了一件钵形鼎。以上情况说明它们之间的差异。但是也有一些共性的因素，例如半坡、姜寨、史家村诸遗址中均发现有指甲纹，半坡还有个别的篦纹；半坡发掘报告中介绍的钵（图八八：2、5）、碗（图八九：9)、深腹罐（图一O六：4）与裴李岗文化的同类器有些近似。半坡遗址出土的盂（图九二：11、14)和庙底沟出土的盂（图二一：H59：25、H322：07)与磁山出土的同类器极为相似。半坡出土的直壁浅腹平底盘与磁山的同类器基本一样。盘、盂之类的典型器物和指甲纹、篦纹，在老官台文化中没有发现，这就说明这两种器物两种纹饰可能渊源于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其他几种器物虽然与裴李岗文化的相似，但其渊源还应是地域相同、时代较接近的老官台文化。因此，从总体看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仰韶文化，与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有一定渊源关系，但并不十分密切。
仰韶文化的后岗类型，陶器纹饰有锥刺纹、乳钉纹、划纹、附加堆纹和指甲纹，与裴李岗和磁山文化比较接近。后岗类型中发现有无足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后岗出土的陶钵（H2：1、H8：3、H8：4）、下潘汪的Ⅱ式钵（T31④：17），与裴李岗（A区M23）和磁山的钵（T8②H22：142），下潘汪I式钵（H129：5）与磁山I式盘（T11②H63：335），武安赵窑的陶碗（H4：1)与磁山Ⅲ式碗（T3②：542)等基本上都是相同的。下潘汪出土的盂（T33④：25）与磁山Ⅵ式盂（T18②：207）和Ⅲ式碗（T13②H29：227)也很相似。武安赵窑的深腹罐（T22②：14B）、下潘汪Ⅱ式罐（T45④：25），与裴李岗Ⅲ式罐（M33）和磁山I式罐（T23②：461）相似。武安赵窑的小口双耳罐（T22②14A）与磁山Ⅲ式小口双耳罐（T25②：428）基本相同。特别是下潘汪的Ⅲ式壶（748④：4）和界段营的壶（H50：1）与裴李岗的I式小口双耳球形壶几乎完全一样。后岗发现的罐形鼎和钵形鼎不仅与裴李岗的同类器相似，而且出土的数量也较多⑩，它承袭了裴李岗文化盛行三足器的传统。后岗类型受到半坡类型的影响也很大，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共性，但是从全部情况观察推断，它与裴李岗文化的关系比较密切，虽然年代距离较远，但其渊源于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的脉络还是比较清楚的。
（三）与大汶口文化比较○11
裴李岗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年代距离较大，文化面貌也有差距，但是仔细观察，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在大汶口文化中能够看到裴李岗文化的影响，在裴李岗文化中能够找到大汶口文化某些器物的渊源。例如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纹饰，虽然较裴李岗文化的种类多得多，但是其中也发现划纹、附加堆纹、指甲纹、篦纹、编织纹和点状压印纹，基本上是承袭了裴李岗文化的陶器纹饰。裴李岗文化的圜底钵、平底钵、小口双耳壶、钵形鼎（三足钵）、罐形鼎等各种典型器物，在大汶口文化各处遗址中都能找到它的同类器。如大墩子的Ⅱ式罐（大M30：4、大M17：4）虽然无耳，但其形状则近似于裴李岗和莪沟的陶壶；陶钵（大M2：8)与裴李岗、莪沟、磁山的相似；大墩子的陶盆（大M30：10)和西夏侯的陶盆（TI②：3）与磁山的平底直壁浅腹盘非常相似；大墩子的小口双耳罐（大T36)、刘林的小口双耳I式罐（211：10，M66：3）、景芝镇的小口双耳Ⅴ式罐，与裴李岗文化小口平底双耳壶基本上一样；西夏侯的陶壶从裴李岗文化中也能找到它的祖型；刘林发现的带把的陶碗，它的祖型就是裴李岗文化中的陶勺（或称带把瓢）；景芝镇发现的圈足碗和假圈足碗，在裴李岗文化中能够看到同类器；在西夏侯发现了一件非常特殊的器物，原报告称为三足罐形甑（T2②：1），在裴李岗文化的莪沟遗址中，发现了类似的残器。另外，裴李岗文化中的带肩石铲和磁山文化中的陶支架，在大汶口文化中也有发现。
现在再从整体来看，裴李岗文化盛行的双耳壶是提水的工具，这类器型在大汶口文化中普遍发现。大汶口文化盛行的背水壶就是在双耳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别是裴李岗文化盛行的三足器，如三足钵、钵形鼎、罐形鼎等，在大汶口文化中得到了全面的继承而且又有新的改进。大汶口文化同样是盛行三足器的，例如：景芝镇出土64件陶器中，三足器即有17件；刘林遗址复原了32件陶器，其中罐形鼎20件，盆形鼎、钵形鼎各1件，共22件；刘林墓葬的陶器共530件，其中三足器一类即有220件；大墩子的墓葬中出土陶器197件，其中三足器即79件；西夏侯发现陶器601件，器型共20种，其中三足器即有164件；大汶口出土的完整的陶器共1015件，不同器型14类，其中三足器即有206件，各种陶壶即有223件。这些枯燥的数字说明了一个问题：大汶口文化确实盛行三足器和各类陶壶，与裴李岗文化的老传统基本上是一致的。从以上介绍的整个情况来看，裴李岗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关系，超过了后岗类型的仰韶文化。
四、结语
裴李岗文化是中原地区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类文化，它的时代已跨入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阶段。嵩山东麓的广大地区是它分布范围的中心。裴李岗文化对老官台文化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它的直系“祖先”；裴李岗文化对磁山文化影响较大，磁山文化当是它的主要继承者。老官台、半坡、庙底沟属于同一发展系统，虽然裴李岗和磁山文化对其有一定影响，但不能归属于它们的文化系统。裴李岗、磁山和后岗属于同一发展系统，虽然半坡类型对后岗类型有较大的影响，但同样它也不能加入这个发展系统。裴李岗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之间有缺少的环节，有待于今后的研究发现。尽管如此，大汶口文化渊源于裴李岗文化的迹象还是比较明显的。观察大汶口文化的全貌，它的许多因素当另有渊源。从裴李岗文化发展的地域来看，它的势力向西发展不大；有一支从嵩山地带向北发展，形成了磁山文化，后来又接受了半坡类型的影响，形成了后岗类型仰韶文化；有一支向东发展融合了其他类型文化，最后形成了大汶口文化；留在以嵩山为中心地带的文化，大河村类型可能是它的远世后代，拟另文论述，这里从略。(2010-0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