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涵 智者远行(2006-1-6)
2005年12月24日，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在上海逝世，享年90岁。一年前，那位和他共同敲开两岸近半个世纪的冰封局面、开启两岸交流历史契机的老者已经先他而去。两位享有巨大威望的老人一年内相继辞世，在海内外引起巨大的情感震荡。他们所留下的空白，在两岸关系忽冷忽热的时刻，显得有些刺目。
汪辜会谈之前的汪道涵并不是耀眼的政治明星。汪道涵惟一的传记作者、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何亮亮被一位入行不久的年轻朋友问道：“汪道涵和辜振甫总共只见过两次面，为什么会对两岸关系有这么大的影响？”类似的疑问是：汪道涵退休前是上海市长，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为什么在政界享有这么高的威望？
对于已经发生的历史大事，似乎用不着发出如此轻描淡写的疑问。“汪辜会谈”的背后固然是两岸当局的最高意志，驱动两岸亲密接触的，固然是广大的民意、难以割裂的文化和不能另造的同一血脉，但是在历史的重要节点上，在时隔半个世纪的敌对与僵持后，正是汪道涵与辜振甫这两位由两岸各自精心遴选和郑重委派的代表，开始迈出两岸对话的历史性的第一步，在这个过程中，在无数目光的直视下，他们的个人魅力，他们的睿智，他们的恳切，他们的大度，他们对于“一个中国”的共同信念，无疑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自两岸打破僵局以来，尽管有不断的阻扰，但总有一种更有韧性更有耐心的力量，支持着两岸间的互动、协商与融合，而汪道涵正是这一坚韧力量的化身。
尽管两岸关系重又云诡波谲，但是我们相信，体现在汪道涵和辜振甫两位身上的平和、理性、体谅、开明、务实的精神，对于两岸关系今后取得决定性进展，仍然是重要的启示。
他愿意倾听台湾人的委屈、抱怨和难过
——传记作者何亮亮眼里的汪道涵
-本刊记者 马金瑜
人物周刊：您和汪老生前只见过两次，而且两次都没有谈过一个字，书全部根据搜集到的资料和汪的亲戚朋友提供的情况写就，能保证客观吗？不担心有其他的压力吗？
何亮亮：汪在近些年是不接受任何采访的，而且也不主张别人给他写传记。当时台湾的朋友托我写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手头的资料很少，我在上海的图书馆泡了很久，加上香港、台湾和上海有些朋友和汪打过交道，我就可以了解到比较翔实的材料，要不然，汪早年呆的苏皖革命根据地，我也说不清楚。
我和他惟一一次近距离接触是在上海图书馆，那是1999年7月6日的下午。当时汪老84岁，他显然很熟悉那里，在各书柜前停留寻找翻阅，大约半个小时，没有人打搅他，他也没有和人说话，只是静静地在书籍的世界中穿行。我很欣赏这一幕，也可以由此推想汪老在书房中读书的情景。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嗜书如命的人并不多，汪老独此一点就非常了不起。
当天我碰巧在查找关于汪道涵的资料，我没有冒昧打扰他，只是静静地观察他，觉得这也是写作汪老传记的一个“天意”。为了成书，除了查很多书面资料外，还对熟悉汪老情况的人士进行了大量的采访。
书出版之后，他指出两处错误，一、他是在18岁那年而不是23岁那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书中根据海外报道称“某高官是汪道涵长子”，不确。除了书中的那两个小错误，汪本人还是比较认可那本书的。
这本书我写的时候没有任何压力，我不需要按什么人的意思写，我就是写我眼里的汪道涵。香港是有很多快餐书，我写的时候，也没有想着让这本书流芳百世，只想着至少可以作个资料。在出版之前，我和台湾那边的出版社是约法三章的，就是不许动我的文章，一个字也不要动，后来除了一些文法错误，他们的确是没有动。
人物周刊：您怎么评价汪道涵去世后台湾媒体的反应？
何亮亮：很崇敬。你知道台湾的媒体是比较娱乐化的，经常会公开地讽刺挖苦各界人物(笑)，尤其是对政界人士，可是对于汪道涵，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东西出现，汪道涵在海外以儒雅、博学著称，台湾媒体对他评价很高。他的名字前面，总是和去世前一样，被加上“国师”的尊称。大陆这边有什么新的有关汪老的报道，比如安徽有一个文人写了一本汪老的父亲的传记，台湾的新闻媒体和网站马上就会转载，哪怕是很小的事情，他们的反应速度也是很快的。
不过我认为汪道涵本人对于“国师”这个称呼是不以为然的，他是饱读诗书之人，对这些看得似乎很淡。
如果要得什么地位，他早就得到了，可是你看他的职位轨迹，一直没有“飞黄腾达”过，他提拔别人，也不是因为要培养自己的关系网和势力，但是他提拔和推荐的人，有的人升迁的每一步都和他有关，而且官位都比他高得多，但他也没有因此就升迁，可以说官运一直比较“平”。他的海协会会长的职务，也是虚的，不是行政级别。从这些情况至少可以说，一是这个人会用人，二是这个人不功利。
人物周刊：你说过汪道涵在性格上不是一个激烈的人，可是你在传记里写他的眼神和嘴角的线条一样锐利，这个是矛盾的。
何亮亮：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很像周恩来，就是他对事情看得很清楚，可是又因为身在官场，或者迫于历史环境，很多话只能埋在心里，没有办法说出来，因为这个，他是很孤独的，也是很苦闷的。我听到他生前的好友提到，他私下里很喜欢写旧体诗，可是没有给旁人看过。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个懦弱的人。他的个子不高，但他的阅历，他的气质，他内在的力量，就是那种锐利和通透。他当二三把手的时间很长，可是他在当时压力很大的时候提出“一国”，以及他的坚持，在台湾和大陆问题上的作用，足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花瓶。
人物周刊：为什么台湾媒体唯独不会挖苦讽刺他？
何亮亮：其实哪里有人没有毛病？要让别人都说你的好话，这怎么可能呢？可是见过汪老的人，还真没有几个讨厌他的，至少不管海内外的人，没有什么人说他的坏话，这个不仅仅是汪老的政治主张的原因，还和他本人的人格魅力有关。
我研究台湾问题十几年，台湾媒体朋友很多，也有专门跑大陆线的记者，这十几年里，人换了一拨又一拨，可是很多记者都喜欢汪道涵。他们普遍的反应是，大陆的一些官员语言乏味，问到实质性问题往往比较奸猾，打官腔。和汪交谈，虽然也不能见报，不能公开，可是汪道涵给人感觉比较真诚，对人随和，不讲官话，足够雅量，的确让这些记者眼前一亮。
人物周刊：为什么台湾各党派都会对他很崇敬呢？
何亮亮：这除了他本身的政治影响，还是和他的为人有关。台湾老一辈人对于祖国的感情和复杂的心理，他是非常了解的。因此，虽然他不能说解决什么实质性问题，可是他愿意听这些台湾人的委屈、抱怨和难过，他愿意倾听，这实在难能可贵。
我认为汪道涵是个智者，也是个圆通的人，他真诚的人格魅力，以及他的雅量，都为他赢得了很多朋友。连战和宋楚瑜访问大陆之所以拜见汪道涵，除了汪道涵在历史上的功用，我认为拜见还是有真诚的感情因素在里面的。
人物周刊：我注意到您在人物传记中非常注意用细节来解构人物，93年两个老人见面的菜单，9个菜名您一直都保留着，保留了那么多年。
何亮亮：其实细节的问题，香港的媒体和大陆的有些不一样。一般情况下领导人会谈的内容是不能报道的，可是他们吃了哪些菜，把菜单登出来，读者还是很喜欢看的——领导人都吃些什么呀？不同级别的领导和不同的人吃饭，菜都是不同的，点的菜也是很有讲究的，这里面藏的东西就很有意思。
1993年，我作为香港《文汇报》特派记者赶赴新加坡采访第一次汪辜会谈，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汪、辜两人富于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举止和礼仪。两人虽代表两方的立场，见面谈话倒像两个情趣相投的普通老头，一起喝茶，纯中国式的茶道；一起看京剧，辜老是绝对“票友”，聊京剧时，汪老就静静地听辜老讲。
会谈过后，汪老宴请辜老。晚宴的9道菜，汪道涵巧用菜名嵌入对台湾同胞的骨肉情：乳猪与鳝片取名情同手足，乳酪龙虾取名龙族一脉，琵琶雪蛤膏取名琵琶琴瑟，董园鲍翅叫喜庆团圆，木瓜素菜叫万寿无疆，三种海鲜叫三元及第，官燕炖双皮奶叫燕语华堂，荷叶饭叫兄弟之谊，水果拼盘叫前程似锦，9道菜名连在一起就是 ：你我“情同手足”，同是“龙族一脉”，今夕“燕语华堂”、“琵琶琴瑟”合鸣，谱一曲“喜庆团圆”，祝大家身体健康“万寿无疆”，海峡两岸的“兄弟之谊”能“前程似锦”、“三元及第”。
汪老的智慧、功底与心意令全场叹服。
你可能注意到这两个人都喜欢看京剧，台湾叫“平剧”。辜也是儒学之人，在台湾也是有名的文化人。虽然汪道涵和辜在政治上有分歧，可是在文化上，是有很多共同语言的，又有着共同的爱好。京剧里面的每一个角，每一出戏，都是很讲究的，汪老作为东道主，请辜看戏，尽在不言中。尤其京剧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这样的交流，是微妙的，也是巧妙的，是有很深的感情的。
我当时想：这两位老人之后，两岸的交往恐怕要由完全不同的一代来继承了。因为汪、辜当时都是近80岁高龄，他们是接受中国传统教育长成的，他们之后，可能难有这样的传统中国式的交流了。而辜振甫去世，像他那样酷爱京剧的台籍“红顶商人”恐怕是后继乏人了。
第一次汪辜会谈，是1949年之后，大陆和台湾官方以民间机构的名义首次高层接触。当时大陆和台湾官方虽然还有严重分歧，但是希望通过海协会和海基会展开官方授权的交往，通过汪辜会谈实现沟通。
后来，实际状态虽然不能尽如人意，但是这种传统交流的象征意义也远远盖过了实际意义，被称为“戴着白手套的握手”，虽然戴着“白手套”，但也算是握手嘛。
人物周刊：汪道涵做市长的资料里，一定也有什么小事情打动你。
何亮亮：半夜鸡叫……哈哈！新年的时候，他去看同济大学的校长陈从周(现已病逝)，当时已经接近半夜了，陈是个园艺专家，汪也是江南文人，两个人的古文修养都非常好，两个人相谈甚欢。突然，鸡叫了，天亮了。哪里来的鸡在叫呢？你绝对想不到，是汪带的活鸡在叫！这是他送给陈的礼物。当时汪已经是市长，在当时80年代初的环境里，他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是非常难得的。
还有就是他的嗜书如命，因此他思维活跃，高龄而不保守。他的祖父是清朝最后一批秀才，父亲是清朝留日学生，所以培养了他的读书人气质。他在经济方面很有专才，推动了上海经济开发区，因此被曾任职上海的江泽民尊称为“老师”。据说，当年的他身穿中山装，写得一笔好字，意气风发。
人物周刊：您在传记中提到汪道涵一生嗜书如命，有人说他的文化情怀是很重的。
何亮亮 ：我觉得吃惊的是——我了解到，他还学过功夫！你看不出来吧？！他在江西学过武术，还办过武术馆，他当的是馆长。他90岁了还学会了上网，每天看看新闻。周围的人和他说起当今的科技界、世界潮流，他也很清楚，思维很敏捷。
尽管他的确有很浓重的文化情怀，但我认为他是个政治家，他看书是比较偏重使用的一面的，属于经世致用派，他是带着问题看书的，他往往看到一本喜欢的书，会买好几本一样的，送给朋友看。对于趋势性的问题，他是非常敏锐的，普京还没有上任，他就对上海新闻界的朋友说起要注意普京。
人物周刊：我看到您在书中写到和他相遇是“天意”，您对他应该是很尊敬的。
何亮亮：是的，我一直认为他是个智者，而且是境界很高的智者，他心里非常清楚台湾是什么，很有主见，同时他又是个圆通的人，他认为交流是很重要的方面；他很勇敢，他为台湾问题背负着“卖国”的名声很长时间，顶着很大的压力，但是还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意见。
人物周刊：这样一个文人在政界生存这么多年，保持了自己的性情和人格？
何亮亮：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奇迹，一个在官场呆了一辈子的人，能够保持自己的性情和兴趣，而且能让这么多人真的喜欢他，对他有感情，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在这一点上，我是很尊敬他的，他是一个鲜活的有性情的人。
人物周刊：他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呢？
何亮亮：没有踏足台湾，他身边的人说，这个一直是他的遗憾。不过我感觉，汪老心里应该是感到安慰的，两岸的局势毕竟还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人物周刊：为什么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会是汪道涵？
何亮亮：其实我一直觉得，既是历史选择了汪道涵，也是汪道涵谱写了历史。1991年大陆成立海协会，是汪道涵而不是其他人出任会长，是因为此位置在当时非汪莫属。出任海协会会长，一需要了解内地当前形势；二需要对台湾形势非常了解，在台湾有一定感召力，汪道涵1980年起担任上海市长，参与了这一中国最大城市的对外开放进程，负责接待来大陆投资开发的台商，有这方面的优势；三需要德高望重，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
出任海协会会长后，汪道涵在两岸沟通中所起的作用，与官方的台办系统不同，又不是民间的，台湾各界人士能通过这个渠道与中国官方、民间沟通，反映自己的声音，因此许多台湾的名人都以到上海见汪道涵为荣。
目前两岸经济和文化的民间交流十分频繁，海协会在事务性层面仍然有很多工作可做。汪道涵独特的影响力，在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中，仍然可以在关键时刻发挥独特作用。
人物周刊：“汪道涵”这个名字含着什么意思呢？
何亮亮：他的名字是很有意思的，我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汪道涵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叫“汪导淮”！汪的家乡在安徽淮河附近，淮河的水患当时让两岸百姓叫苦不迭，汪家是书香门第，汪的父亲也是读书人，当时取这个名字，就含着“治理淮河(水患)”的希望。
后来汪导淮干革命，加入共产党，大家都要改名字，取新名字，汪导淮就给自己取了现在的名字——“汪道涵”，那时候他还年轻，但我一直认为，看一个人要看他的过去，看他的青少年时代、他受的教育和他成长的环境，那时候，正是他的世界观形成的时候，是对他的整个人生影响最重要的时期。
据他自己后来给身边的朋友解释说，一是与以前的名字是谐音，念起来很顺口，二是“道”和“涵”的意义，“道可道，非常道”，汪是个智者，他的人生，几乎就是中国现代史的缩影，我一直觉得，他的“道”——这个“道”里面的意思是很深的。
何亮亮 香港凤凰卫视著名时事评论员、言论部副总监，毕业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曾任职于香港《文汇报》和香港亚视。著有《俄国新总统普京传》、《汪道涵传》、《第三次海湾战争》等，他所著的《汪道涵传——波涛两岸第一人》是汪目前惟一的传记。
何亮亮：“汪道涵是个鲜活的有性情的人。”
汪道涵年谱
1915年出生于安徽嘉山，父汪雨相。兄妹共五人，为导字辈，汪道涵为老大(导淮)。弟妹依次为导江、导湖、导海、导洋。
1932年(17岁)，考取上海交大，就读于理学院之物理系。
1933年(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23岁)，与父同奔赴陕西延安。
1950年(35岁)， 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财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文化用纸管理委员会主任。
1952年(37岁)，8月调北京，出任一机部副部长。
1964年(49岁)，调外经部任副部长。
1966年(51岁)，文革爆发，一度赋闲。
1972年(57岁)，回到北京，重返一机部。
1979年(64岁)，出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正部级)。
1980年(65岁)，9月，调上海出任代理市长。
1981年(66岁)，4月正式就任上海市长。
1982-85年，先后出访美国、英国和朝鲜等国。在美国结识辜振甫。
1991年(76岁)，12月海协会在北京成立，汪道涵出任会长，正式参与两岸事务的咨询和决策。
1993年(78岁)4月，在新加坡和辜振甫举行首次汪辜会谈。
1997年(82岁)9月，参加中共十五大，提出“两岸同胞共同缔造新的中国”。
1998年(83岁)10月，辜振甫访问大陆，汪辜在上海第二次会晤。
2005年 (90岁)，5月在医院分别会见连战、宋楚瑜。12月24日，病逝。
(何亮亮提供，实习记者赵玲整理)
台湾媒体反应
台湾《联合报》以大幅版面报道汪道涵的逝世。文章说，辜振甫在年头辞世，汪道涵在年尾病逝。既是对手又似老友的两岸大佬相继故去，像是一种默契，又像是两人共同留给两岸的沉重提醒。
《联合报》刊文指出：“有人受到寄望，有人令人失望；有人受到怀念，有人遭到咒骂。辜汪二老永远退出了两岸的舞台，但台下的观众却没有散去；空荡的舞台，何时才有新星登场？”
《中华时报》发表题为《辜汪绝唱》的社论称：台湾对汪道涵印象最鲜明的事迹，是多年前万众瞩目的辜汪会谈。而在汪道涵访台叫停、两岸关系跌入冰点、‘海基’‘海协’两会协商中断后，辜汪两老隔着一道海峡，如咫尺天涯般无缘再见。如今两人先后辞世，或能在天上再叙，但对人间，终究是留下了一些遗憾。”“遗憾的不只是失去了两位长者，更是因为某些人的狭隘、自私、恐惧、仇恨，可以抵消掉许多人努力出来的宝贵成就，进而圈限住整个民族的志气。辜汪会晤于一个两岸愿意握手的年代，当时台湾对彼此的未来有想象的勇气，才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后来的台湾，失去了对未来的想象，陷溺在过去的恐惧阴影里，走不出过去，也走不向未来。辜汪走了，台湾，又要走到哪里去呢？”
台湾《中央日报》称，汪辜两老对两岸关系而言，是在海峡两岸冰封近半世纪时，官方接触尚难成形，两老以个人的方式在两岸当局授权下，开启了两岸协商对话的管道。如今，辜汪留下的历史空白该如何填补？就看执政当局如何能真正面对‘九二共识’的历史现实。”这篇题为《辜汪会谈两度执手，九二共识一生然诺》的文章说，事实上，辜汪两老在14年之间，只见过两次面，一次是1993年在新加坡，一次是1998年在大陆。但辜汪这两位老先生，在海峡两岸的背景、地位与理念，有着令人惊讶的相似，以至于两人虽然是由公务而相识，却有着难以形容的默契。(实习记者赵玲整理)
汪道涵与江泽民的师友情谊
《江泽民传》作者库恩评价江汪关系时说：“汪道涵与江泽民之间终身不渝的友谊，改变了二人的生活。”现在来看，这种终身不渝的友谊也改变了开放年代中国的历史
-本刊记者 陈晓守 蒯乐昊
学者朱学勤把汪道涵的故去类比于30年前周恩来的辞世。“周是不分意识形态、不分政党，几乎是全球同悲的一个伟人。”朱学勤觉得直到现在人们也没有好好地琢磨和反省过，为什么周恩来的去世，不仅仅是一个政党、一个意识形态发出哀悼，而是全球不同的意识形态，哪怕是敌对的意识形态、敌对的政党，都能够由衷地对他的逝去表示悲痛？尽管汪道涵在党内的职务以及晚期所起的作用，跟周恩来不可作简单的类比，“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汪去世以后，台海两岸、东南亚甚至整个亚洲地区，不分意识形态，都对他的人格表示衷心的赞佩。”
现在总结汪道涵的一生还为时过早，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但朱学勤给出了一个判断：汪道涵先生不是做官做得有多好，而是做人做得好！他的这一判断在我们对汪身边人的采访中逐渐得到清晰的证实，论职位，汪道涵没做到中央委员，甚至也没有当过中央候补委员，无论是一机部部长、上海市长，还是后来的海协会会长，他也仅只是一方面大员，“但是这个人做人的成功，是有口皆碑的。”
以此来考察汪道涵与江泽民之间的关系是恰当的，放在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来观照二人之间的情谊，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
“终身不渝的友谊，
并且改变了二人的生活”
表面上汪江的渊源肇始于1949年9月，一次不经意的会面，当时汪道涵以华东工业部部长的身份，到江泽民任职的“上海益民食品一厂”视察，事隔五十多年后，汪道涵回忆他们初次见面时的情景：“江泽民充满了活力，他干劲十足，精力充沛，是个工作勤奋的专家。”汪也对江作了初步的评价：“他是党员而且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我觉得他前途无量。” 彼时江泽民二十三岁，汪道涵三十四岁，彼此感到十分相投。
凤凰卫视评论员何亮亮认为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能维持几十年，在不可能预见江泽民有朝一日会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情况下，“这种关系毋宁说更多地显示出人情味”。
这时距新中国建立还有一个月，汪道涵在上海军管会中负责重工业。益民是其辖下的一家公司，面对汪道涵的视察，江泽民代表工厂向他报告了最新的商业策略，包括一份有关获取原材料和商品销售新思路的详细报告。
汇报结束后，江和其他几名经理陪同汪道涵到厂房内参观了益民的生产线，这是当时上海最先进的食品工业生产线。而汪道涵当时的妻子就是益民公司的董事长，是江泽民的领导。江很快成了汪道涵家的常客。除了谈工作，他们也谈其他事情，比如说各自的家庭。
汪道涵与江泽民之间的历史渊源，还应该追溯到更久以前。在他们产生上下级关系之前，早已有了多层私人联系。
首先是同乡关系。汪道涵是安徽人，江泽民出生于江苏扬州，但其祖籍也是安徽。江泽民祖父江石溪早年从安徽老家移居江苏省江都县仙女镇，在此地行医，先后生下七个子女，长子江世俊即江泽民的生父，六子江上青即江泽民的义父。江上青仅比江泽民年长十五岁，十七岁时因为参加学运曾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出狱后正式加入了共产党，1929年他考取了上海文艺大学文学系，成为当地中共地下党里有名的才子。
据一段资料记载：抗战爆发后，已经有近十年党龄的江上青在扬州地区搞了一段抗日救亡活动后，即被派往安徽，从事对国民党地方政府、地方武装的统战工作，很快打入国民党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盛子谨的身边，成为专署秘书长兼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共产党内的秘密职务则是中共“皖东北特派员”，下辖泗县、五河、嘉山等九个县。根据江上青的要求，从上海地下党派出的一批党员，充实到这些县里担任党政职务，其中就有为参加中共活动而毅然放弃学业的汪道涵。当时，江上青委任汪道涵为嘉山县委书记。同时，江上青又说服盛子谨，给了汪道涵一纸县长的委任状。
汪道涵比江上青小四岁，自到皖东北工作后，便对江上青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能力深为钦服。听到江上青战死(1939年)的消息，汪道涵曾难过地为其修建烈士墓，足见他们昔日交往之深。出于对故去上级江上青的情谊和感怀，从1950年代起，汪道涵即时常到江家看望烈士遗孀，而与其继父的故情交往，是汪道涵与江泽民的交情由浅至深的第一因素。
江上青去世之时，江泽民还是年方十三岁的少年，刚刚进入中学读书，与汪道涵也从未谋面。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曾经作为学生地下党员的江泽民被安排参与军管会领导的接收工作，不久，他又被委任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的副总工程师。而彼时，汪道涵恰恰以华东军事委员会工业部长身份主管工厂接收工作。
有评论认为，汪道涵与江泽民成为“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忘年之交，两人投身革命之初的相似经历也是他们之间有越来越多共同语言的一个重要因素。
汪道涵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交通大学就读，1933年起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并加入中共地下党。江泽民曾谦虚地表示自己是步汪老前辈的后尘，从这个意义上说，汪道涵与江泽民又是校友师兄弟的关系。这令汪道涵一开始便觉得与这个小学弟“相见恨晚”。
《江泽民传》作者库恩评价江汪关系时说：“汪道涵与江泽民之间的相识相知，很快发展为一种终身不渝的友谊，并且改变了二人的生活。”
现在来看，这种终身不渝的友谊也改变了开放年代中国的历史。江汪相识一年后，江泽民被提拔为益民食品厂的厂长，这个厂直属华东工业部，江的被提拔自然离不开汪的赏识。
又过一年，汪道涵把江泽民调到中国肥皂厂，汪把这个厂的国有化任务交给了年仅二十五岁的江泽民。
1953年初，汪道涵自己也获得了提拔，调到北京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江泽民则被安排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在上海的直属机构第二设计分局，任电器科长。对江泽民来说，这又是一次改变人生的提任，自此他进入了北京管理的干部序列，在中国的行政体制下，这也意味着在政治上有了更多的晋升机会。据一段资料记载，当时，汪道涵曾有心带江泽民一同赴京工作，因为江的养母王者兰身边需要有亲人照顾，才放弃了这一打算。
1954年，汪道涵再次调动了江泽民的工作。这一次他把江调到了长春，参加建设中国第一家大型汽车制造厂——“一汽”的工作。
1955年第一机械工业部奉命兴建汽车工业时，需要抽调一批技术力量到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在汪道涵的特别关照下，江泽民上了第一批赴苏实习生的名单，这为技术出身的江泽民又增加了留苏深造的背景。一年后，江泽民完成学业回国，无奈他所学专业当时只有在“一汽”方能派上用场，无法再回上海工作。于是，他先是在“一汽”担任动力处副处长，不久即升任动力分厂厂长。在“一汽”工作的六年间，江泽民一直与汪道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只要到北京就一定会去拜访汪道涵夫妇，汪也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江的成长。
第一汽车制造厂位于吉林省长春市郊，天寒地冻，“供应粮”又以高粱米、玉米面和大碴子为主，长期生活在南方的江泽民生活上不习惯，时间一长，得了胃病，只能私下里向汪道涵诉苦。除了江个人的身体原因，汪道涵同时也考虑烈士遗孀王者兰确实需要儿子回到身边照顾，不能怠慢。1962年，汪道涵将江调回了上海，担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同时汪还安排江的妻子王冶坪在同一研究所担任总务秘书。
1965年，汪道涵一度曾有意把江调到北京部里工作，但这时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升职机会，一个与原子能研究有关的国家级研究所在武汉成立，汪改变初衷，力荐不到39岁却有着动力工程领域过硬履历的江泽民担任所长兼党委副书记。这一任命把江提拔进了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
“文革”岁月中，这对忘年之交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在汪道涵被整得家人离散时，江泽民的妻子王冶坪在上海冒险收留了汪道涵的女儿。直到1970年代中期，汪道涵才恢复了平常生活，江泽民经常去看谪居的汪道涵，这在当时仍然是一件冒风险的事情。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江泽民和他的母亲甚至一度搬入汪道涵家居住了一段时间。
“表面上不夺目，实际作用却深远”
“我们只是老朋友，”汪道涵对美国作家、《江泽民传》作者库恩回忆道，“当然，我们会谈到政治——我们都知道，‘四人帮’必须清除，中国需要新的领导人——但我们也谈论世界经济、现代技术，还有文学。江跟我说起莎士比亚的伟大剧作(我有很多时间，所以读了许多书)。我很欣赏江知识的渊博。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也热衷于学习。”
在这段时间里，汪道涵处境一度十分窘迫，这位“文革”前的副部级干部，家里同北京的普通居民一样，微薄的物质生活用品全部都是凭票供应，食油每人每月四两、糖每人每月半斤，肉票每人每月一斤。当时被派驻罗马尼亚的专家组组长江泽民，回国后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登门拜访汪道涵，送上从罗马尼亚带回的奶粉和糖果。
“文革”结束后，汪道涵重返政治舞台。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1979年10月在京成立，汪道涵被任命为常务副主任和党组副书记，级别为正部级。这一年，汪向兼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主任的副总理谷牧举荐了江，54岁的江泽民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1982年汪道涵与谷牧一道，推荐江担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一年后江升任部长。
1980年9月，65岁的汪道涵被中央任命为上海市代理市长，与夫人孙维聪回到了阔别近三十年的上海。翌年4月，由上海市人大选举正式当选市长。其时汪道涵已过耳顺之年，但仍勉力为上海的现代化打下基础，并慧眼独具提拔江泽民、朱镕基等优秀人才。何亮亮评论说，江泽民时代的来临，更证明汪道涵之“风物长宜放眼量”。
汪道涵担任上海市长的这五年，如果只是从市政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短期内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成绩，如果与90年代以来上海重振雄风、东山再起的强劲势头相比，80年代前期显得比较平静。
不过评论者认为，以此评价汪道涵治沪，并不公平。何亮亮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因为重振雄风和东山再起需要内外条件的配合，而当时的大环境缺乏这两个条件，本事再大的政治家也只能徒唤奈何。魄力大如邓小平者，都不敢下这个决心——开放上海，后来邓数次提到没有早些开放上海是一大失误。事实上，当时整个中国确实没有这样的气氛。
何亮亮在其著述《汪道涵传》里提到，汪道涵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就任上海市长，就表面而言，确实难有大的作为。但汪道涵还是有所作为的，何亮亮认为汪在两个方面为后来上海的崛起，做了奠定基础的工作，其一是人事方面，其一是在规划方面。
人事方面，1985年汪道涵的上海市长任期即将届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向汪道涵征求人选，汪道涵推荐了江，因汪的举荐，江顺利当上了上海市长。汪对江说，当上海市长就是“当总务科的总管”，江泽民回答，“当1200万人民的总管，我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汪道涵与江泽民一生亦师亦友，特别是在江泽民政治生涯的几个关键时刻，汪道涵或力荐之，或力挺之，殊为重要。1989年6月，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江登门拜访，征求汪的意见。汪道涵没有多说什么，而是以林则徐的一副对联来勉励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江泽民自此开始十四年的治国生涯。
现在看来，尽管汪在上海市长任上没有太显赫的政绩，但其对上海未来发展的规划，包括浦东的开发开放，功不可没。
1983年，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上海，要求上海应该成为全国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汪道涵随即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同国务院秘书长马洪为首的国务院调研组一道，研究制定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尽管这是个比较粗略的发展纲要，但这是上海第一个具体的现代化发展规划，而且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纲要。后来的上海市长江泽民、朱镕基、黄菊、徐匡迪和陈良宇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推进着上海市政的现代化，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982年年底，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上海经济区正式成立，1984年底，上海经济区又扩大到苏浙皖赣四省全部，面积达到51万平方公里，成为中国的超级跨省经济区。这实际上就是“长三角经济圈”的雏形，是中国首个打破行政区划、更合理地调配资源、整合市场的尝试。1986年汪道涵已经不再担任上海市长，被国务院任命为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专注上海经济区的规划，提出各种方案与思路。今天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并列中国的经济发展引擎，而长三角的跨行政区域特色更为明显，汪道涵在这方面又是一个先驱。
作为上海学者，朱学勤见证了上海的发展，他说汪“是个有眼光的人啊，1980年代初期，确实是不像现在这样强调政绩，但是他默默做了很多事情，他做了最早的上海市规划，以前上海是没有规划的，浦东也是他提出来的，这两个东西是基础之基础啊，影响深远。虽然表面上不夺目，实际上它的作用是深远的”。
智者汪道涵
一位退休的省部级干部，在海内外却有着不可思议的影响力
-本刊记者 徐琳玲 马金瑜
实习记者 赵佳月 徐振江
1991年的12月16日，汪道涵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一职。而77岁的他，此时已经退居二线达6年之久。
一位退休的省部级干部，在海内外却有着不可思议的影响力。从上海康平路的市委大院，到宛平路11号，在他生命中最后的十四年，以一个民间组织负责人的身份，用旺盛的精力积极推进海峡两岸的关系，在中国的政坛上书写了一段辉煌。
汪道涵，这位看起来四平八稳的政治人物，无论是在亲友看来，还是在只有一面之缘的人眼里，都别具魅力；他的交游远远超出了他的工作范畴，就如同摆在他家里的书一样，琳琅满目；他的人格魅力不仅仅表现在风云际会的两岸关系博弈谈判桌上，他那些不为人知的生活细节，常常在某个角落不小心就打动了人心。
与知识分子的交往
汪道涵与知识分子的交往使其成为他们心中的“尊师”。在汪的人生里，无论身份地位如何变化，对知识分子的情怀却始终如一。
汪与知识分子多结缘于读书，他循着书刊报纸上的文章去找作者，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就是这样与汪道涵结识的。在与汪面对面的时候，朱学勤觉得那不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官员，而是“一名学者，才学渊博的长者”。朱学勤对汪还有这样的评价：“他兴趣相当广泛，非常深沉的考虑，而且是突破了意识形态的樊篱，有大眼光。”
汪道涵与香港学者许子东的结识则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86年，许子东的太太还是电视台儿童节目的主持人，那年第一届全国最佳主持人评选，许太和赵忠祥等人一起入选，随后就有传言说她是上海市长的媳妇(当时汪道涵仍在上海市长任上)。这种无中生有的传言本是稀松平常的事，但有一次，许太坐公交车，戴着口罩，听到车上有人在议论这件事情，最后还说她“死了”，一个大活人听到人家说自己死了，的确是件怪异的事情。
《新民晚报》当时正约她写一篇文章，她就把这件事情记了下来，发表在报纸上。文章的主题是听到人家议论自己时的心情和一些想法，也陈述了事情的真实情况。这之后突然接到汪道涵太太孙维聪的电话，说她和汪看了报上的文章，想请许子东夫妇吃顿饭。许子东猜想：当时演艺界很多人都愿意有一些传闻，所以大多不会自己去把传言说穿，而关于其妻的传言又和汪家有直接关系，因汪家在上海的地位特殊，他们既不希望有这样的传闻，又不便于站出来澄清真相。从此许与汪有了交往。1987年许子东出国，但每次回国都要去探望汪老。虽然许和汪之间年龄差距很大，他们初识时汪已七十多岁，而许才刚满三十，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交流。
2000年，朱学勤受到言论压力，汪道涵了解后在多个场合为其说话：如果连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话都听不进去的话，我们这个党还能团结什么人？在朱学勤的文章遇到发表困境的时候，汪也会悄悄为其缓解压力，但决不会以此作为与人交往的条件，回头对当事人说“我给你说话了”。他所说的话完全是“出于公心而说的一些公道话”。
李慎之先生去世后，汪道涵了解到李慎之去世前的情况，北京停暖后的一段时间非常冷，汪想到李的晚年并不宽裕，因为受冻才得病，便派人通知其家属，在李慎之的告别仪式上，代他送了个花圈。
嗜书如命的智识之士
汪道涵在上海交大读的是理科，其后并未学以致用，一直是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从事行政和经济管理工作。文革中，他系统地读了三年书。1969年离开北京后，跟随外经部的一批干部到罗山，这一年他54岁。五十多岁的人，到中原的农村开始一种新的劳动生活。
虽然以五旬之躯在农场从事农业生产体力劳动并非愉快，更不是陶渊明所歌颂的田园生活，但是远离京城，远离尘嚣，使汪道涵意外得到了静心读书的机会。在这3年中，他系统地读完了二十四史，对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有了心得。此外他还读了其它历史、文学和经济方面的书籍，有时甚至以翻阅《辞源》为乐。他自认为这三年是其平生读书最多的时候。至80年代他出任上海市长以及退休之后应聘担任国内外大学的兼职教授乃至于担任海协会会长，这段“农村大学”积累的读书体验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汪道涵嗜书如命，家中藏书十多万册，以社会科学为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文学等方方面面。
任上海市长时，有一次房屋管理部门为他家地板打蜡，但是地上堆满了书，只好将这些书都搬到洗手间暂时存放，不料刚回办公室，夫人的电话就来：“打蜡工人对你的书很有意见。”
汪道涵说：“怎么啦？不是搬进厕所了么？”
“你的书把地板都压坏了。”
汪道涵长舒一口气：“这个……，我花钱来修。”
退休后汪道涵随朱镕基访问美国，又在美国买了许多书。同行者说“未见有如此爱书者，书已入箱，公却迟迟不忍离去，即便抚摸一下也觉快慰”。
在上海席殊书屋专家优惠纪录里，也留着汪道涵的诸多购书记录。
蔡再成，广东二轻退休的高级工程师，汪道涵的连襟，曾两次和妹夫、深圳图书馆馆长刘楚材专程从广州到上海拜访汪，准备为汪写传记，汪打头的第一句话都是，写写你们广东吧，我没什么好写的。
刘楚材回忆说，他曾就海协会成立出版社的事征求过汪老的意见，汪老立即回答，想法不错，并叮嘱他和海协会秘书长商量筹划此事。当天晚上，汪即安排上海某出版社的一位资深编审同刘进一步研究。“一谈到书，他就兴致勃发了。”刘楚材回忆说。后刘曾和赴港商议汪辜会谈事宜而途经深圳的唐树备在迎宾馆商议过办出版社的事宜。
刘楚材回忆说，他第一次从深圳赴沪拜见汪老，是1990年代初期，下榻在衡山宾馆。“大概汪老知道我当时任职深圳图书馆馆长，算是一个文化人吧，说明来意之后，汪老即刻便说：欢迎、欢迎！并约定第2天下午3点见面。虽然以前我曾经与他有过通话，但当面聆听教诲却还是第一次，因而，颇有几分拘谨。但汪老十分随和、寒暄几句之后，便问：‘你们图书馆有多少藏书？有多少珍本和善本？’，我一一作答。”
汪道涵康平路的家，是三层楼的公寓房，200多平米的住宅，如同寻常百姓家的任何一个窗口，唯一的差别就是书特别多，多到不得不在对门辟出一套屋子做书房。很多出版社出了新书都会送给他，而书不论好坏，汪都不舍得丢，于是就越积越多。他每次去北京都会去三联书店买书。汪的书也并非只买不看的摆设，他的大多数闲余时间都在读书。据学者许子东介绍，汪和他交流文学文艺作品，他会询问：“最近刘小枫写了一本书，你怎么看啊？”有时候他问到一些书及书里的内容，连研究的学者都未必知道。汪有着惊人的记忆力，80多岁的时候依然能记起很多细节，说话的逻辑清晰，这一点也常常为外人所称道。
他去世前，自己藏书十几万册了。按照他个人的愿望，要把这些图书捐献出来，成立一个小型的汪道涵图书室，供社会共同使用。
据朱学勤透露，汪离世前最想读的书是《反思文艺复兴》。
蔡再成说，汪妻孙维聪生病之前，家里所有琐碎的事情都是夫人打理，汪经常忙于外部事务而不加过问。但是前些年，孙维聪手术之后，整个人无法动弹，躺在病床上几近植物人，只稍稍有一点表情。有人去医院看她，她也能认识，有时会流眼泪。这个时候的汪年近九旬，还是当仁不让地担负起了陪护的工作，整日陪在夫人身边，在病房里放孙维聪喜欢的音乐，能根据孙维聪脸上的表情判断应该放什么乐曲。
一个很有“听德”的人
1979年汪道涵出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和党组副书记时, 据当时在这个委员会工作的一个干部后来回忆说，由于是新的机构，办公室内的气氛和其它党政机关不同，比较民主而且富于朝气，不论官阶高低，彼此以姓名称呼，而不是称呼职务如“某书记”、“某主任”之类。这或许同机构处理的多为涉及对外开放事务有关，应该说这在当时的中国官场并不多见。
蔡再成介绍，一次讨论大会，汪从头至尾一言不发，只是记录，会议方考虑到汪已八十岁了，不能连续开会，只准备开两天。汪每天只能有半天时间坐在会议室里。结果他听得来了精神，临时决定下午不休会了，连着开，整整两天坐着开会，听高信息量的汇报，本子上记得满满的。在会议上听到一些尖锐的意见，不马上驳斥；听到明显带迎合意味的话，他也不表示欣赏，始终像个普通的学者，倾听，被众多人称为是个有“听德”的人。
1980代汪道涵率先提出了开发浦东的倡议，今天浦东的局面，掘第一口井的就是汪道涵。由于时代的限制，汪的倡议被搁置下来，但是，正如我们所见，随着浦东开放的形势渐好，汪作为首倡者，却从未在此领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何亮亮认为：今天，引进外资在中国实在是太平常的事情，然而回首当年，人们不能不对汪道涵这批对外开放的先行者充满敬佩之情。
1997年11月8日，汪道涵在上海会晤以张清丰为团长的台湾省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代表团。张清丰后来在文章中写道：“汪老气色甚佳，虽是高龄，但思路敏捷，话匣一打开，侃侃而谈。”“汪老肯定地说，大陆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数十年间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变化。开放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大家不论做什么事，或是从事不同的工作，都是所谓‘干不干，二斤半’，都领同样报酬。如此就影响大家工作的意愿，阻碍经济的进步。但随着改革开放，大陆旧有的一些体制有了改变，国有企业、公司经营不断改善。十几年来，大陆人民生活水准，也较前富裕。在大都市，年轻一辈甚至穿着还要讲究名牌，实非老一代所能想象。
汪道涵身历近代中国大环境的变迁，他偶然使用的英文单词却是 invovation(创新)，以此表达对企业家乃至智慧财产权的评价，对现代社会劳心、劳力者的贡献给予的肯定。"
何亮亮说，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在北京召开，汪道涵作为上海代表团的成员，当年82岁，是十五大年龄最大的代表，但思维依然通透犀利，在大会的分组讨论中，汪道涵首次提出“两岸同胞共同缔造新的中国”，但是迟钝的海外记者都没有抓住这个重要信息。当年11月中旬，汪道涵在上海会见台湾的新党代表团，又长谈3小时，进一步阐释了他的观点。何亮亮说，对一个82岁老人来说，在正式场合长谈3个小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何亮亮认为，汪道涵虽然未能踏足台湾土地，成为最大的憾事，但是2005年5月2日和5月8日，汪道涵在上海分别会见访问大陆的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能够目睹国共再次握手，毋宁说也是汪道涵最大的欣慰。当时汪道涵体内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他是在强撑着病体为两岸和平事业尽力。据香港《明报》2005年12月24日报道，胡锦涛总书记2004年夏天曾前往上海向多位元老问安请益，汪道涵是其中之一。汪道涵当时特别就陈水扁连任台湾“总统”后的大陆对台工作方向提出极具意义的建议，据称两人会谈近3小时，足见汪道涵的分量。
汪道涵和辜振甫
——破冰、融冰、体谅、忍让
看着两岸关系的低迷与更加的不可测，遂让人们对汪辜这两位长者在无路处找路的风范更加怀念
-南方朔
2005年12月24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逝世。这是继2005年1月3日，台湾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逝世后的另一重大损失。两位德高望重的领袖级人物先后谢世，他们为两岸关系开创的契机也告终止，一切又回到混沌不安之中。
因此，汪辜两人的逝世，让人在追怀先贤之际，也更加百感交集。汪辜两人在1993年4月和1998年10月的两次会谈，都展现出高度的风范，因而能在互谅互重的前提下，替两岸打开机会之窗。而今，汪辜会谈的风华已渺，机会之窗也早已在政客拨弄下被关闭，两岸未来的路要怎么走下去？又有什么人能带着大家走下去？当我们回想过去那段来时路，就当会对这两位长者更加尊崇。
两岸自1949年起，即因内战而对峙。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同年11月2日又宣布开放探亲，于是，两岸关系开始进入新的交往与和解时代。
然而，两岸毕竟在敌对中隔阂了近40年，这条交往与和解之路，自然难免有着太多猜疑畏惧甚或敌视的因素横亘其间，双方都必须找到德高望重且有公信力的领袖级人物，来扮演先行者角色。遂有了1991年2月8日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的成立，辜振甫出任董事长，这是台湾方面的布局。而在大陆方面，同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汪道涵出任会长。汪辜两人都是大佬级的人物，他们的就位，接着就是正式对话的展开了。遂有了1992年1月8日，汪道涵致函辜振甫，邀请组团前往大陆访问之举。
问题在于，对话就必须要有对话的身份条件，而两岸对话的身份条件，当然是必须对“一个中国”作出定义。基于此，台湾在辜振甫推动下，在1992年8月1日的国统会上，做出了“关于一个中国之涵义”的决议。两岸皆支持“一个中国”，为未来民主和平统一而努力的基本共识开始出现。接下来，双方又于10月28日至30日举行了香港会谈。后来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即因此形成。正因有了这种共识，才有1993年4月汪辜两人在新加坡的首席会谈。两位大佬级的人物，在这次会谈上皆不卑不亢，互相聆听，互相谅解，最后会谈在签署4项协议中闭幕。第一次汪辜会谈的成功，对两岸关系乃是历史性的一大步，其振奋的效果不言可喻。
然而，两岸关系原本即极其脆弱，加之又有美日对中国的图谋在其中，互信程度极低。于是就在汪辜会谈后，即有1995年6月李登辉以返回康奈尔大学母校访问为名赴美和1996年飞弹危机。于是，两岸关系又降至冰点。第二次汪辜的上海会谈，也因而延迟到1998年10月才再度举行。只是经过一番波折，第二次汪辜会谈只能说是弥补性的“融冰之旅”了，而两岸之间的疑忌之冰业已冷得无法完全融化。等到1999年7月，未融之冰更加凝固。因此，汪辜会谈的效果，只持续很短的一段时间就被台湾内政的变化侵蚀殆尽。1999年7月，李登辉发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之论以及2000年民进党执政，独派当道。陈水扁甚至否定“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存在，两岸关系进入“听其言，观其行”的阶段。正式的对话已经完全停止，勉强的交流如春节包机问题，基本上退化成“业者决定，官方背书”的程度。汪辜两人再也不可能第三次会谈了。
因此，在汪辜两人辞世后，两岸关系已经进入另一个更难测的阶段。汪辜两人在海峡两边都是大佬级人物，他们可以得到当局绝对的信赖和授权，对两边的社会也有公信力，加上两人皆是世家出身，通达世事，因而能在无路之处靠着智慧，硬是开创出新路。尽管他们开创的新路难以持久，很快就被政治现实所摧毁，但盱衡未来，谁又担得起这种在无路处找路的重责大任呢？
因而汪辜两位大佬级人物谢世后，两岸等于已进入新的混沌难测的阶段。北京在经过这几年的波折后已不再抱幻想，因而借《反分裂国家法》划下底线，并更积极地争取台湾在野政党和民间的力量，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今年前往大陆访问，即是重大转机。由最近台湾的选举国民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已显示出，反独非独乃是台湾的主流民意，由这样的趋势观察，两岸关系纵或不会有太大的进展，但有基本面的支持，应不至于继续恶化。
但问题在于，当今台湾主政的毕竟仍是主张独立的民进党。它不可能因为选举的失败即改变两岸政策，何况陈水扁早已否定“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存在，已没有转圜的空间。最近这段时期，民进党政府已表明两岸政策不会改变，即已堪证明。在这样的背景下，未来两年多里，在正常的情况下，两岸关系当然难有开展。
这时候，外力因素就可能不容忽视了。近年来美日军事结盟日益紧密，由于韩国已逐渐脱离美日轨道，这时候美国将更不容台湾反独非独力量取代“台独”势力，免得台湾也和韩国一样，逐渐脱离美日轨道。这意味着在未来的两年多里，美日不无可能对台独做出更大的鼓励，让民进党继续掌握台湾政权。这是不容轻估的可能性。
也正因此，看着两岸关系的低迷与更加的不可测，遂让人们对汪辜这两位长者那种能掌握大纲大节的立场，又能体谅和忍让的态度在无路处找路的风范，更加怀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