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自然就是公众人物,其言行风范、个性,总为世人瞩目。人们总会掂量掂量,把他们定格在心中的某个位置。但官位高低,从来不等同于人们心中位置的高低。有人在百姓心中位置远远高于他的官位,长久记住他,怀念他。汪道涵就是这样一位人民公仆。
他海纳百川,胸有大气。在工作中,听到一些尖锐的意见,他不轻易驳斥;听到明显带有迎合意味的话,也不表示欣赏。他总是胸有成竹,遇事处世从容不惊。改革开放,他主政上海,对经济大势清醒而敏锐。指导经济建设,常常引经据典。几乎所有接触过汪道涵的经济学者,无不惊服于他的知识精博,又叹服于他的实事求是。
汪道涵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又的确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
1991年12月起,汪道涵担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在宣传我们的方针政策方面,他不允许有半句空话、假话、废话。有人在给他的工作报告中称,“我们要做好台湾民众工作”。汪老毫不客气地问,中央要听你说这种套话吗?台湾民众能听得进吗?汪道涵在对台工作中就“从未对台湾同胞讲过一句重话”,说理总是“寓情、寓理、寓利”。他请上海著名的台湾问题专家章念驰到香港去办一份刊物,明确办刊方针是“摆事实,讲道理,明是非,求共识”,让所有人在上面都有机会说话,大陆、港台甚至民进党的文章,都可以在同一期上发表,要两岸同胞都能接受。这就是以后在香港创刊的《中国评论》杂志,它成了唯一能在台湾岛内发行并受到广泛尊重的刊物(06.1.4)。
1991年,汪道涵76岁出任海协会会长。他高瞻远瞩面对未来,以宽阔的胸怀向前看。1993年4月著名的“汪辜会谈”,冲破了海峡两岸40多年的坚冰,为海峡两岸走向和解作出历史性的突破。在会谈中,他的慈祥眼神,他的谦谦君子的仪态,他的学者风度,他的胸襟,他的“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情意浓浓,尤其给台湾同胞极为深刻的印象。人们无不为这位高级干部身上的“大知识分子的儒雅风范”所折服。
武将而有武略又有文韬,决胜于千里之外,人谓之儒将。商人而不唯利,不耀富,以诗书圣贤之教,取财有道而明义,人谓之儒商。笔者以为,为官不专横,不跋扈,学者风度,亲民爱民,和谐施政,当谓之“儒官”。大概自古就是“学而优则仕”,当官的本来就应是读书读得多,读得好,也就没有“儒官”之谓了。汪道涵确是一个并不多见的儒雅公仆。
汪道涵的修养和儒雅不是天降于斯人。他从小就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受到良好的教育,又从他父亲那里获得了中国儒学典籍和古典诗歌的熏陶。最后,他考进上海交通大学,接受了正规的中西文化教育。在他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之后,也始终不忘读书,从文学评论、历史专著、名人传略、音乐、美术,到科技专著、经济理论等,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书籍使他如此儒雅,如此高尚,如此魅力无穷。
诗人臧克家有著名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汪道涵逝去了,因为他的魅力,他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以其高大形象活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