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改院院长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接受新华网专访 新华网 庄斐 摄
迟福林谈中国如何由“投资”转向“消费”
主持人：现在是后金融危机时代，热钱暗流涌动，各国政府刺激政策的退出前景尚不明朗，而且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何在，在这样一个经济问题的背景下，我想请问迟院长，咱们中国如何结合“十二五”规划进行防范这个时期可能遇到的风险？
迟福林：你说到后危机，我们可以用这个词，但是现在断言已经进入后危机时代可能为时过早，现在看危机的因素依然存在，总体的前景虽然看好，但是危机的因素没有完全过去，有些金融危机因素并没有完全的消除，不能断言我们已经完全进入了后危机时代。在这个背景下，你说的热钱这个情况是存在，总体上从金融危机以来，整个世界经济进入再平衡的一个重要阶段，如何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美国有美国的打算，欧美有欧美的打算，新兴经济体有新兴经济体自己的作为。如何实现再平衡中合理的世界经济格局，然后拉动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持续的增长，这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我想在世界经济再平衡当中，像美国在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过程当中，美国提出加大出口等，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但是根本的问题恐怕是注重我们自己，中国在世界经济再平衡中扮演什么角色，恐怕这个最重要。
扮演什么角色，第一，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实现自己发展方式的历史转型，就是刚刚我们谈的，一定把投资主导型变成消费主导型，至少在“十二五”，比如说，我们最终消费力能够提升10个百分点，从现在的49%左右接近60%，如果我们的居民消费率能够提高10个百分点，从现在的30%提到45%，甚至接近历史50%左右的水平，我们开始初步形成消费主导的发展格局，如果这样一件事做好了，这不仅对中国、对世界经济再平衡将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去年12月1号我在纽约参加了一个世界经济再平衡的高层国际论坛，我做了中国走向消费大国的历史转型演讲，引起了一些人的讨论，有些人问中国什么时候能变成一个消费型经济体，如果中国变成消费经济体，他们都认为不仅对中国重要，而且对世界也同样重要。两周前在北京教育台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很多跨国公司的领袖都谈到，中国消费经济体的转型，也就是说，建成一个消费体大国，对世界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我也看到《环球时报》上一周成版介绍美国国内也开一个会议，讨论中国如何建立一个消费型经济体的问题，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实现向消费经济体的历史转型，对中国是有决定性的影响，对世界经济再平衡，可以说有某种程度的决定性影响。第一，我们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初步实现“十二五”发展方式的历史性转型。
第二，这个时候很重要，我们的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有效性，中国宏观调控效果如何，考验着宏观经济是不是能够平衡稳定地发展。现在热钱涌入以及国内通货膨胀因素比较突出的背景下，宏观调控极为重要，比如，拿房地产市场来说，这种宏观调控对房地产如何能够科学有效地发展，CPI看来还是有一定上涨空间，怎么能够保持基本物价的稳定，使得老百姓对消费预期比较好。央行在上个月初做了一个央行季度问卷调查，85%城镇储户认为在当前物价水平和收入预期不明朗的情况下倾向于更多储备，只有百分之四点几的家庭倾向于可以增加消费，央行调查的结论，这是1999年居民消费率倾向的最低点，我们宏观调控怎么样能够科学有效使得居民消费有一个好的预期、有一个好的环境这极为重要。
第三，可能取决于中国抓住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机遇，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再平衡的进程，使得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格局中扮演自己应当扮演的重要角色。世界经济再平衡当中，中国的因素突出了，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8%以上的经济当年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很大很大的。这个时候，世界经济以中国为代表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角色极为重要。比如说，过几天我们在三亚召开金砖国家会议，表明了中国和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这个会议将引起世界注目，由于他们又共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借博鳌亚洲论坛向世界发出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再平衡中的声音。这里面恐怕很多事情需要我们从世界经济再平衡和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的角度思考问题，比如说人民币国际化，我们能不能抓住机遇，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比如说城市化的布局，如何抓住这个机会，使得上海尽快的建立中国区域性国际化的国际金融中心；比如说如何增加人民币在香港的人民币离岸中心，使得香港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地位作用，都面临着新的重大课题。这三件事在当前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