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四川马尔康４月１５日电(记者 任珂 赵博 海明威)６７岁的阿拉·严板又回到了他曾经当差的土司官寨。看着土司装修华丽的房间，严板觉得现在的生活比土司的好多了。
“以前土司在冬天只能吃一些干菜或者酸菜，哪像我们现在一年四季都有蔬菜吃。”严板说。这个他曾经在此当差的官寨，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首府马尔康县城以东九公里的卓克基镇。
从元朝至元２３年（１２８６年）起到１９５１年民主改革实施，历代中央政府册封当地民族首领为土司，世代世袭，正四品衔。在这６６５年里，总共经历了１８代。原始建筑在战乱时被毁，这栋五层楼、共５４００多平方米的石木建筑，是最后一代土司索朗则朗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建成。
严板就出生在官寨附近的察米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离家出走，剩下一家三口人相依为命。当时他家里从土司处租了４亩多地种粮食，即便是最好的年景也才收成１２００斤。然而不管遇到什么天灾人祸，每年都要交２００多斤给土司，每年还要留下１００多斤作为来年的种子，剩下的粮食几个月就吃完了。实在没吃了，严板家就去借高利贷，借两升粮食，到收成的时候要还三升。
而在官寨里，土司统治着方圆６５００平方公里土地上所有藏民。老百姓向他交租服差役，而土司向中央进贡，表明着自己与皇帝间的臣属关系。土司和他的亲属吃着各种细粮和猪牛羊肉，喝着热腾腾的酥油茶。土司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内地接受先进文化教育。在他的小金库里，放着五个大钱箱，每一个都比一张床还大。
“除了粮食，我们还要交肉、柴火，甚至松茸。只要有炊烟的地方，就必须给土司交租。”严板说。
封建的差役制度让严板家的负担更大了。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每月都要去土司家里义务当差十天。从背水、背柴，到晚上给土司捶背，什么都做。而且完全是义务劳动，一口饭都没得吃，更不要说工钱了。
官寨对面的山坡上，一个出身在佃农家的藏族女孩也曾经历着同样的悲惨生活。她家交的租更多，一半的收成，都要给土司家送去。她被外婆带到官寨去当差，见到索朗则朗立即下跪，头还必须低着。
变化终于来了。１９４９年冬天，严板看到共产党的飞机在上空盘旋，空投了很多救助物资。
“记得有一次空投了一个木条箱，落在半山腰上砸碎了，箱子翻滚下来，满山上全撒满了饼干。我们高兴极了！”严板说。
随后１９５４年实行了土地改革，１９５６年又实行了民主改革，土地都分给了农民。严板发现，他再也不用给土司当差了，他和其他乡亲们都自己为自己干活，也跟土司平等了。
１９５２年，那位藏族女孩被外公外婆送到马尔康新成立的小学读书，并起了一个汉族名字，蓝素华。由于家庭贫困，蓝素华得到了国家发放的每月１１元的助学金。小学毕业后，考虑到照顾家里的老人，她没有继续念书，选择回家务农。
在经历了６０年代一段比较紧张的生活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严板感觉他的生活一天天地好起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农业税被取消，每年每亩国家还要补贴５０元。退耕还林政策让严板享受到每年每亩２４０元的补贴，此外还有每亩２０元的苗补。
“从小到大，种粮食还要倒给钱的事，从来没有听说过。”严板说。
蓝素华当过生产队记分员、会计和生产队主任。１９７５年，她在担任生产队长时还加入了共产党。退休后，她和老伴搞起了家庭旅馆“藏家乐”，有１０个左右床位，连吃带住每人每天收费６０元，学生减半，每年收入最多可达七八千元。据她介绍，在官寨对面西索村的６０多户人家中，有３０多户办起了“藏家乐”。这些人家解放前大部分都给土司做过差役。
２００７年，蓝素华和几个乡亲一起去了北京旅游。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照片，被她摆在相框最醒目的位置。
“我们生得太早了，要是迟生３０年，一点苦都不会吃，而且什么都享受了。” ６５岁的蓝素华说。
现在，严板还经营着一个采沙厂，每年可收入１万多元。加上他的两个女儿给他的钱，他过着很悠闲的日子，每天都在走家串户。去年他跟老伴儿从马尔康出发，花了将近三万元，到拉萨、北京、重庆和成都旅游了一圈。
“我们最想去的地方是拉萨和北京。”严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