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湖北籍的知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三十余年来一直倾力于辛亥武昌首义史及张之洞研究。1985年，与人合著《辛亥武昌首义史》，广采文献，详考史实，厘清了不少历史误识。2011年4月，冯教授又与武汉市社科院张笃勤研究员合作出版了《辛亥首义史》。该书洋洋80余万字，主要内容是冯教授近三十年来在辛亥首义研究方面的新得。今年恰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日前就辛亥革命的有关问题采访了冯教授。
李小花：冯先生您好！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您和张笃勤研究员合著的《辛亥首义史》于今年4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样一个时机问世，可谓意义重大。作为您的晚辈和同事，我曾目睹了您在搜集、整理资料时的细致与艰辛，斟酌、锤炼词句时的认真与执着，并有幸聆听了您在工作之余向我们娓娓道来的一些关于辛亥革命的史事与见解。我深切地感到，《辛亥首义史》真是您秉着求真求新求美的原则，呕心沥血精益求精的一部著作。对于辛亥首义，我们都知道它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但其意义究竟何在，恐怕还有很多人不能说得明白，您能就此问题简单地谈一下吗？
冯天瑜：可以。其实中国历史上曾发生多次改朝换代的“革命”，但并未改变宗法专制的社会形态，唯由辛亥首义开其端绪的近代革命，才发生国体、政体变更，社会形态有所兴革。辛亥首义不同凡响的意义，不仅在于推翻清王朝，更在于结束了沿袭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成为中国历史划时代的界标。与推翻专制帝制互为表里，辛亥首义的另一空前的历史业绩，是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将共和国的理论与实践（包括其种种不完善的状态）呈现给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也从此认定共和制为正统。尽管共和制的内容有待充实与提升，然其前程无疑是光明壮丽的。
李小花：那“辛亥首义”是不是也可以称为“辛亥武昌首义”呢？这个提法的由来又是怎样的？
冯天瑜：辛亥秋季的武昌新军起事，其实曾有多种提法，如武昌举义、武昌义起、民军起义、鄂军起义、武昌发难、鄂省举义等，史称“辛亥武昌首义”或“辛亥首义”。 “首义”一词由东汉哲人王充（27—97）创用，其意为首先揭示宗旨。以后，“首义”引申为首举义帜、率先发难，唐人杜甫、韩愈有此用例。“武汉首义”（或“武昌首义”）的正式提法，较早见于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发布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书云：“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此后孙中山又多次议及此题。1912年4月孙中山访问武汉，屡次谈到武汉或武昌“首义”。 如4月11日，在汉口熙泰昌茶栈武汉欢迎团欢迎会议上讲话时说：“武汉首义，阳夏鏖兵，诸君子惨淡经营，既已推倒满清，达平时种族、政治均待革命之目的。”
仅从孙中山言论可见，“武汉首义”（或“武昌首义”）自民初已成定说，而并非首义诸人的自诩。而以10月10日为民国国庆日，是1912年9月以蔡济民为首的武昌起义将士赴北京请愿的结果，北京参议院1912年9月28日全票通过决议：以武昌起义日定国国庆日（俗称“双十节”）。该年10月10日在武昌举行首义周年纪念。
本来，武昌新军起义并非清末首次发生的反清武装暴动，称其“首义”别有深意。自1895年10月孙中山率郑士良（1863—1901）、陆皓东（1867—1895）等举行第一次广州起义以来，兴中会、光复会及后来的同盟会于十余年间发动十多次反清武装暴动，皆称悲歌慷慨，然而起义者与当地社会并无多少联系，势单力薄，星星之火皆被清方迅速扑灭下去。相形之下，辛亥秋季的武昌起义则顿成灭亡清廷的燎原之势。故“辛亥武昌首义”之“首义”，第一层含意是首次举义成功。“首义”的第二层含意是，经武昌新军暴动的沉重打击，沿袭268年的清王朝及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之倾覆成为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