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他的家不远，有两幢不起眼的房屋，左边住着一位“李太太”，稍大以后，才知道她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早期理论家李汉俊的夫人；而右边的住户则是被邻居们称为“开国元勋”的耿伯钊，记忆中是一位身板笔挺、披黑色氅篷、执手杖、威风凛凛的军人。

    冯天瑜说：“或许正是上述一切，使我形成对辛亥首义的特殊情怀，驱使自己致力史学工作，刻意研究这段壮烈而又曲折多致的历史。”

    大约在1980年春天，冯天瑜结识了长期从事辛亥革命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贺觉非先生，并与贺老合作，撰写“辛亥武昌首义史”。

    贺觉非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辛亥首义的史料搜集整理，那时候，住在武汉三镇的首义参加者尚有七百人之众，贺老遍寻遍访，每当议及诸位辛亥老人的言行风采，他总是眉飞色舞、如数家珍。“他在50年代末及60年代的采访记录，多写在纸质粗劣的本子及灰黑色香烟盒上。”

    冯天瑜追迹贺觉非先生，注意访问当事人，与赵师梅、喻育之等辛亥老人有过当面的交流。赵师梅讲述了辛亥首义前制作十八星铁血旗的经过；喻育之回忆了1911年10月11日后学生兵守卫军政府的情形。

    此后二十余年间，冯天瑜一直醉心于这种研习之中，与辛亥志士后裔吴欢、吴德立、孙必达、黄伟民、熊辉、吴厚婉等交游，从中获取历史素材，领受历史的现场感。

    在新著《辛亥首义史》里，冯天瑜说，辛亥首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划时代历史事变，是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相互作用，造成的“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短时段的“首义”造因于中长时段社会变革，而决非一只从云端掉下来的幸运之果。

    辛亥革命百年到来之际，冯天瑜还与人合作，手绘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秋瑾、邹容、林觉民、黎元洪、吴兆麟、彭刘杨三烈士、蔡锷辛亥人物像，制作出十件辛亥革命人物瓷画，作为献给百年前为共和理想奋斗的辛亥首义志士的一份祭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