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志成城抗震救灾:樟木大转移

　　外来的生意人们也舍不得走。历经了长则二三十年、短则近十年的樟木岁月之后,他们像本地人一样在这里扎下了根。

　　“川都小吃”的老板何世美上月重新装修了小吃店。仅仅“五一”三天假期,就可望带来上万元收入。来樟木的11年里,这些收入维持着全家生活、孩子读书,还要接济远在四川农村的父母。

　　然而,震后停水停电,从成都运来的几百公斤牛肉眼睁睁地腐烂了。这一走,扔下各种家当和刚刚交完的新年度房租,损失数万元。在这位42岁的中年男人看来,地震过去,生活可以重新开始,但如果离开赖以生存的樟木,全家的支柱就垮了。

　　何世美的损失不是最大的。另一个四川人张正洪的“瑞林商务宾馆”原计划“五一”开张,上百万元的投入付之东流。两个星期前从别人手里接下快递站的河南人赵庆忠,这才接送第4批快件,业务就断了线,损失十多万元。情况更糟糕的是一位皮鞋进出口公司老板——地震前一天,价值两百多万元的货物刚从成都运抵樟木。

　　在樟木做生意的,四川人居多,也有来自浙江、福建、山东、陕西等地的人。他们经营着宾馆、饭店、超市和纪念品商店,在中尼公路时常阻断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中艰难拓展旅游业的红利。他们的发展路线图也高度相似:多年前初来樟木做些小买卖,起色不错,便呼朋唤友前来创业;逐渐积累了一些资本,则不惜通过贷款投入更大的生意。

　　可以预料的人生轨迹,被一场不期而至的地震按下了暂停键。“我的全部财产和全家老少都在这里,回老家只有一个结果:一穷二白,无力还债。”张正洪说。

　　不愿离开,哪怕只是暂时告别——然而,在次生灾害随时可能席卷而来的现实面前,走与留之间,其实并不存在选择。

　　撤离命令传来,30岁的黄丽君二话不说,出发。经过另一个帐篷,“青年旅社”的女老板向她打招呼说:我不走!黄丽君贴着她的耳朵说了些什么,对方轻叹一声,开始收拾行李。

　　你说什么了?我们问。黄丽君一边走向集合点,一边讲自己的故事。

　　山崩地裂那一刻,她正在从尼泊尔旅游归来的路上。直径近一米的大石头砸在车头,司机很快没了气息。前方5米远的一辆尼泊尔客车,包括一个婴儿在内的33人全部当场遇难。整整走了三天,穿过乱石欲坠的山崖,经过一排一排的尸体,黄丽君走回了中国樟木,与以为她已经遇难的亲人相拥痛哭。

　　前方是安全,身后是全家三代人经营了几十年的产业和可能将一切毁于一旦的危险。黄丽君毫不犹豫,选择前行。

　　“我告诉她,生命只有一次。”黄丽君说。

　　中国人与尼泊尔人,两个方向的回家路　　舍不得离开的,不仅是中国人。

　　“樟木什么都好,好吃的多,下班了还能跳舞。”“茶园宾馆”尼泊尔服务员卓玛说。17岁的她在这里打工已经两年。地震时,她一个人在餐厅值班,吓得钻进桌子底下哇哇大哭。

　　卓玛的家距离“友谊桥”也就五六分钟车程。家人无恙,但房子和父母经营的饭店都坍塌了,她想回家看看。

　　地震发生以来的每一天,都有小伙伴们尝试向尼泊尔境内步行,却因为塌方不得不返回樟木。随着政府发出撤离命令,卓玛决定,哪怕步行上四五个小时,也得立即回家。“雨季到了,留在这里更危险。”

　　聚集全国各地商户的同时,樟木镇还有几百名来自尼泊尔的打工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在餐厅和宾馆当服务员,爱上了中餐,也会说流利或简单的中文。地震发生后,他们与中国同伴们挤同一顶帐篷,吃同一口锅里的饭菜。

　　在这个国际化色彩浓厚的小镇上,肤色从来不是阻碍交流的问题。

　　德国人迈克尔·托埃勒和女友刚刚入住樟木镇中心的一家宾馆,地震就来了。他和当地人一起动手搭帐篷。“虽然语言不通,他们喜欢冲我笑,我们合作很棒。”托埃勒说,“救援人员送来毛毯,帮我们加固帐篷。”

　　这是托埃勒人生中经历的第一次大地震,也让樟木镇的尼泊尔人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与尼泊尔太近了”。

　　“尼泊尔地震了,樟木也晃得厉害!”19岁的曼纳什很羡慕撤离至拉孜等安置点的中国人,日喀则、拉萨都是他向往的城市。

　　在“一品轩”餐厅工作近一年,曼纳什月收入合人民币2000多元,是在尼泊尔打工的3倍。卓玛把自己工资的大部分寄给父母和在加德满都上大学的哥哥,曼纳什则自己攒着,希望未来创业当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