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仅有1.6万名字被找到

12月11日，80岁的历史学家张宪文在位于南京大学的办公室中接受记者采访。李丹丹 摄

　　张宪文，1934年出生于山东泰安。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

　　张宪文从事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长达半个多世纪，他主持编写的72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被认为是翔实而权威的大屠杀史料集。

　　在首个国家公祭日来临之际，张宪文所在的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联合南京部分学者根据《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编纂了三部五卷有关南京大屠杀史实与历史的公众读本。

　　半世纪前只有几人研究南京大屠杀

　　新京报：从事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长达半个多世纪，你是如何开始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的？

　　张宪文：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从1960年开始，目前已进行了54年。当时只有4个老师做这方面的研究，都谈不上规模。这些老师的主业是研究日本史，而我本人主要研究中国现代史。

　　虽然南京大屠杀是属于中国现代史的范畴，但在那个时代，我们的研究主线是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研究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其实从全国来看，也就这么几个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后来我们编了一个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小册子。小册子已经排好版后，准备刊印了。但是1972年中日建交，出版社认为这本书可能不利于中日友好，最终就没出版，这样的情况一直到了上世纪80年代。

　　新京报：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为何有所变化？

　　张宪文：80年代初，日本文部省审查批准的历史教科书中，把“侵略中国”改为“进入中国”，这完全扭曲了战争的性质。日本右翼分子声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制造的谎言。这些谬论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南京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这些座谈会有幸存者参加，当时还有两三千的幸存者。

　　当时的南京市长张耀华决定做三样工作：建馆、立碑、编史。1983年，南京市政府专门设立了“南京大屠杀建馆立碑编史工作小组”。在这其中，南京市组织了一部分老师开始编大屠杀历史，还出了两卷资料。但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研究进展缓慢，我们能获得的资料也少，所以研究不是很有力度。

　　“通过多种渠道找到1.6万个名字”

　　新京报：你主持编写的72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被认为是翔实而权威的大屠杀史料集，在史料收集，特别是遇难者名单收集有什么困难？

　　张宪文：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遇难者伤亡达20多万，战后还不断有人因后遗症去世，但我看到，广岛做了很多调查工作，在当地的纪念馆有一面墙放着幸存者的回忆录。但早年，我们并没有做这个工作。国民党在抗战胜利的时候试图做这项工作，但是没有进行下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精力在恢复国民经济上。

　　上世纪90年代初南京随着上海的浦东开发开始进行改造，到处都在盖房子。老房子没了，幸存者迁移或者过世，现在只剩一百多幸存者，再找到新的幸存者很难。

　　我们通过多种渠道找到了1万四千个遇难者的名字，现在大约有1万六千个，距30万人的数据还有很远。这个工作很艰苦，还在进行。但如果新发现名单还需要从档案去找新的材料，而南京的两个档案馆基本都被我们调查过了，现在要去别的地方去挖掘，比如到台湾。

　　新京报：是否能精确地进行人数上的统计？

　　张宪文：举个例子，日军在南京草鞋峡进行大规模杀戮，有人说遇难者人数达到57418，统计甚至到了个位数。在日军进行屠杀的时候，肯定是机关枪扫射，也会有幸存者，而这个数字是不可统计的。因此，虽然这样的数据看似对我们有利，但是我们不能采纳。

　　另外，日本一个叫太田寿男的战犯说，日军动用30辆卡车和800个士兵从城内运15万具尸体丢到长江里。我们认为这不符合常规，不可靠。因此尽管这种数字对我们有利，但是为了理性研究就要冷静地对待。

　　新京报：有人说你编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平实冷静，你怎么看？

　　张宪文：我们不忘历史，也不记仇，不能永远地纠缠。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只有4岁。我们历史学者要做个冷血动物，这就是要有冷静的头脑，不能热血沸腾。如果热血沸腾的话，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