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自己的真切感受来提醒国人这样一句话：国家现在建立了抗战和“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形式，但这还远远不够。一个仪式上的沉默与哀悼，只能产生大环境、大氛围中的瞬间感动与触动，只有通过深入的了解、冷静的思考，才能形成主张与观念，并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中认识个人层面和国家层面及时代层面等种种深刻的问题，这样才能在一个人内心构筑信仰、坚定主张。一个人的内心强大了，才是真正的强大。一个国家何尝不是？
被称为二战时期“世界三大惨剧”之一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已经过去了77年，今年12月13日是我国的第一个“国家公祭日”。
意大利历史学家罗齐曾言，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历史叙述是对历史的记录和描述，它的重要功能在于“传递”历史。对一个成熟作家而言，艺术地叙述事件或人物本身已经不是主要的创作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你的作品到底能不能给读者和社会带来一些新的认识和深刻的思想高度，尤其是在纪实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问题上。
对于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历史事件，创作者容易把重点放在日本鬼子如何残杀中国人的血腥场面和过程上，这毫无疑问是记录“南京大屠杀”的重要部分，但一味的把笔力放在血淋淋的场面和敌人的残暴本身，并不一定就是好作品，也未必会对历史罪行的根源与后果进行彻底反思与省悟起到效果。就报告文学和纪实体作品而言，真正的艺术感染力并非是直截了当、平铺直叙的单纯叙述事件或人物的“躯壳”，它应当透过事件本身和人物的“躯壳”，追索其内在的“血质”和“灵魂”的本质。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作者就得在挖掘事件或人物时特别注意“老题材”的新发现、新角度。
真实是历史的灵魂
真实才是历史的灵魂。我是今年3月底才开始动心写“南京大屠杀”的。从进入采访到成稿，前后半年时间，时间实在太紧。创作一开始就碰到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这样一个人人皆知又人人不太清楚的大事件本本真真、艺术化地告诉世人。同时，还需要与已有的众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学艺术作品不同，显然这是个难上加难的事情。不过，当我阅读完以往所有的几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后发现，那些作品或受当时的历史影响、或受创作者的功力、或受掌握的材料有限等影响，都让我看到了重新创作南京大屠杀的巨大空间。我决心从上面这三个方面增强。在采访幸存者和阅读大量历史资料的过程中，令我惊喜的是，许多东西以往的创作者基本上都没有去关注。比如“南京大屠杀”是怎么形成的？在日军占领南京时中国国民政府当时是如何应对的？蒋介石及他的军队到底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日军为什么那么轻易地杀害了30余万人？除了受害者外，施暴者他们是如何看待这场大屠杀的？“第三者”——国际人士他们那个时候帮助中国或日本人干了些什么？日本兵是如何变成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的？中国军队和中国人自己有没有值得反省的问题等等，这些引起我思考的“疑团”，都在采访对象口中和4000余万字的史料中找到了！这样的发现，令我欣喜若狂，创作激情顿时倍增。
什么叫深入生活？对作家来说，双脚走在大地上是一种生活样式；数月数年地扎在一个地方，实实在在吃住在那儿是一种生活样式，但这仅仅是“一种样式”的生活而已。真正的深入生活，是看你的心和眼睛还有感情是否“落到”或“沉到”了那个你所最需要的“艺术点”上。这个“艺术点”，就是你创作作品所需的原材料和滋长成艺术品的根基。再者就是调动你以前所有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体会。尽管在此次创作“南京大屠杀”之前，我并没有多少这方面的直接生活，但间接生活并不比专门研究这一事件的人少。当年实施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侵略军就是从我故乡的长江口上岸的，小时候就一直听老一代讲述日本人如何一路烧杀抢，我读小学时就是在一座被日本炮弹炸掉了一半的旧庙，那旧庙的主人是位财主，是我同桌的姥爷，而这位财主就是被日本人的炮弹炸死的。大家都知道的《沙家浜》，就是一出抗日戏，而我的出生地就在“沙家浜”，我的爷爷、奶奶、大姑姑，便是与日本鬼子周旋的“沙奶奶”、“阿庆嫂”等。在写作过程中，这些从小积累的生活便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派上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