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 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对话动机
为南京大屠杀30万死难同胞而设立的首个国家公祭日即将到来，历时一年写作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出版。
今年年初，何建明在南京偶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对方说，目前国内尚无一部全面、系统记述南京大屠杀的纪实作品。何建明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何建明说他的写作动机很单纯：只要没有人写它、没有人把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写好，我就必须去写。
这种缺失不可思议
新京报：最初决定写作南京大屠杀是个意外？
何建明：今年年初，我在南京偶遇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先生。朱先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那天他一见我，急切地表达希望我来写作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实作品。
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这么重大的一个题材，怎么可能没人触及？朱馆长告诉我说，关于大屠杀作品不少，但系统全面的作品还是空白。
后来我查了资料，发现朱馆长说的是事实，于是就更改了写作计划。
新京报：被一种使命感驱动了？
何建明：可以这么说。因为从写作角度而言，我之前没触碰过这个题材，我想当然地认为同题作品应该多如牛毛，那么大的一场灾难，理应是创作富矿才对。但是竟然没有，我觉得不可思议。
另一方面，我本身就是江苏人，在长江口听着祖辈们讲日本人侵略的事情长大，从心理上也觉得自己该做这件事。
新京报：你觉得相关作品缺失的根源是什么？
何建明：往小处说，是我们这一辈文学工作者对历史的不负责和不关心，往大处说，我觉得和国民性和社会大环境都有关系。说起南京大屠杀，大家知道这个词，知道30万这个数字，其他都是模糊的。对于我们的同胞当时经历了怎样的屠戮和屈辱，是没有具体概念的。人们并不真正关心历史，我觉得这是相关作品缺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新京报：关于南京大屠杀也有一些文学作品，比如我们知道，徐志耕、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拉贝的《拉贝日记》，你的作品有什么不同？
何建明：更全面和客观。既写了“被害者”亲述史，也写了从日军口中及“第三者”口中说出或经历的“南京大屠杀”。我关注了日军当事人和日本国及国际社会当时留存的许多宝贵的“自述”与报道。另一方面，写到了以往被规避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的“正面形象”的叙述。
人性比血淋淋的场景更触动我
新京报：全书初稿有80万字，具体的写作过程是怎样的？
何建明：过去这一年，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空余的时间。南京大屠杀涉及的史料、相关书籍、各方证言等各种资料非常庞杂，仅是书籍我就读了整整四大箱子，几千万字。书出版了，我整个人感觉被抽空了一样。
新京报：要创作这样一部作品，就要和很多血淋淋的历史打交道，情绪会受影响吗？
何建明：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拿张纯如（华裔女作家，因写作《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闻名，2004年自杀身亡，外界多将其自杀与长期研究南京大屠杀联系）举例子。
我是军人出身，也长期从事纪实文学写作。你说的血淋淋的东西我见过不少，所以这些不是影响我情绪的主要因素。
但情绪不可能不受影响，有时候查着查着资料、写着写着，眼泪就流下来了，自己都不知道。
新京报：主要影响你情绪的是什么？
何建明：任何杀戮背后都是人性驱动的，影响我最多的还是人性本身。很多参战士兵和将领的日记、家书，那是关于战争最原始最鲜活的记录。
非常遗憾，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中方这方面能查阅到的类似的资料很有限。但很多日本人记录得都非常细致，我在书里写了一个士兵，他的日记很完整地记录了他怎么被选中从军，怎么在兵营练习杀人，之后怎么进入南京，怎么屠杀百姓、奸淫妇女，写得都非常细，整个从人变成恶魔的过程都写了下来。
人性不是天生邪恶的，可在南京大屠杀中，日本人是把人性中最阴暗残忍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是有个过程的。同时他们的笔下也有中国人，30万人怎么一下子就被杀光了。日本兵会写，十几人守着几千军民，心里也打鼓也害怕，但后来他们发现，“这些中国人只会在扫射开始后拼命找人躲在后面，绝对不会反抗”。这些都会影响我，日本人的冷酷黑暗，某些中国人的麻木冷漠，都是人性的一部分。
不严肃的创作是一种亵渎
新京报：创作这部作品之后，对南京大屠杀中日双方的印象有所改变吗？
何建明：对日军的残暴这方面的印象没有改变，因为从小就听祖辈讲那些故事。但是对日军整体的印象丰富了，我们以前说那场战争都说“敌强我弱”，写作过程中最大的收获就是认清为什么强和为什么弱的问题。
新京报：举个例子说呢？
何建明：日军攻陷南京时当时的指挥官举行阅兵仪式，当时有个方阵衣着整齐表情肃穆，他们每个人脖子上都系着一根白布条，挂着一个白布包裹的盒子在胸前，白盒子里面是死去日军的尸骨。你可以想想那个场景，日本士兵是带着视死如归的决心进的南京城。
另一处资料里，说是我们士兵被俘虏后，天真地相信举起手来就能活命，甚至写下“要求大日本来拯救我们数万人的命，将来服从大日本的驱使……恳求大日本维持我们一粥一饭”的便条乞求饭食。
这样的场景交替出现，心里会特别悲哀。
新京报：这两年网络上关于抗日神剧的讨论很多，在那些影视作品中，你记述的这些场景是看不到的。
何建明：70多年了，我们还停留在肤浅的层面，甚至是娱乐化的消费式的，日本士兵就是又蠢又笨，中国军人各个英勇神武，真要有那么厉害，我们还用“抗战八年，最终惨胜”吗？
不严肃的抗战剧创作是对历史的极端不负责，是对数千万死伤同胞的亵渎。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军民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损失的一半，但是提到反法西斯战争的影视或是文学作品，我们竟没有一部能拿出手。刚才说的那些场景是历史的悲哀，抗日神剧之类，就是现实的悲哀了，我们根本不懂如何面对历史。
公祭来得太晚了
新京报：这本书的封面上特别标注了“为国家第一个公祭日所作”，这里面有怎样的考量？
何建明：公祭当天这本书是献礼书籍。但就写作者个人角度来说，这本书在这个时候出版，我自然希望更多中国人去全面客观地去认知77年前的那场灾难。
能冷静地审视我们这个民族本身存在的问题和弱点，写完了这本书，我自己有个很大的感受，除了日本人残暴的杀戮，南京大屠杀也是我们民族自身存在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的灾难性后果，77年的时间并不长，是该好好审视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新京报：对即将进行的公祭你怎么看？
何建明：写作的时候有个发现让我的心有如针刺。77年前，1937年12月18日，也就是日军进入南京城的第6天，在日本侵略者肆意屠杀了数十万同胞，将美丽的南京城变成人间地狱后，他们做了一件事—为他们在攻打南京时阵亡的千余名官兵举行了一个声势颇为浩大的“公祭”。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公祭，来得真的太晚了。制造战争的人在他国还被当英雄一样供奉，而我们30万惨死的同胞却在历史上沉默了77年。
但它终于还是来了，我们需要这么一天来正视这个民族经历的创痛和苦难，去正视过去的历史，唯有如此，才能以史为镜，避免重蹈覆辙。
新京报：你期待这次公祭给中国人带来什么？
何建明：中国是个很重视仪式感的国家，这是好事，但也要警惕仪式流于形式。国家公祭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仪式，大家聚到一起，献花、表达悲痛就结束了，这远远不够。
它应该成为沟通一个民族过去和现在的纽带，每个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中国人都该铭记那一段历史，心中能够保有一份悲戚。中国人喜欢说自己宽容，但没有一个伟大民族会漠视自身经历的苦难，正视过去，正视历史，这是我希望现在的人通过公祭能有的思考，只有这样，死难同胞们经历的那个悲哀屈辱的时代才不会回来。
国家公祭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仪式，大家聚到一起，献花、表达悲痛就结束了，这远远不够。公祭应该成为沟通一个民族过去和现在的纽带，每个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中国人都该铭记那一段历史，心中能够保有一份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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