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南京大屠殺真正最大元凶至今仍被遮掩

　　原標題：銘記歷史的痛 敲響今天的鐘

　　偏激的理念

　　日本從發動甲午戰爭起的侵華過程中，屠殺始終與作戰相伴，正是受“皇國至上”和視中國人為奴而理應“膺懲”的觀念驅使

　　東京審判是一場正義的審判，但並沒有從思想上清算日本引導對外侵略的“皇國史觀”，也沒有從“國民性”的深度肅清這些不良基因

　　1948年11月東京審判結束時，鬆井石根作為被處決的7名甲級戰犯之一上了絞刑架。此前，中國國民政府在南京的審判戰犯軍事法庭也審判處決了日軍第6師團師團長谷壽夫和進行“百人斬”的尉級軍官。若從南京大屠殺的犯罪范圍和過程看，這一懲罰仍很不徹底，而且沒有從思想上清算日本引導對外侵略的“皇國史觀”，也沒有從“國民性”的深度肅清這些不良基因。

　　一個國家指使其軍隊實施有組織的屠殺，必然有特定的理念作為思想基礎。德國納粹在歐洲實行種族性滅絕，理論依據便是“日耳曼民族最優越”，並認為猶太人、斯拉夫人都是應該被消滅或驅逐的“劣等民族”。日本從發動甲午戰爭起的半世紀的侵華過程中，屠殺始終與作戰相伴，這些暴行正是受“皇國至上”和視中國人為奴而理應“膺懲”的觀念驅使。

　　地處東亞外緣的島國日本，國土狹窄，資源不富，卻“不甘處島國之境”，這種島民外向意識導致其很早就有對外擴張訴求。從16世紀豐臣秀吉實現日本統一至幕府期間，“海外擴張論”更是長久不衰，其理論基礎又是唯我獨尊的“皇國史觀”。一些朝野人物叫嚷應以“皇國而混同世界萬國”，將統治世界說成上天賦予日本的使命。在中國的清代，日本已自稱“神州”，對華稱呼長期拒絕使用“中國”一詞而隻稱“支那”。這一在東洋持續過百年的蔑視性用語，便充分體現出其稱霸東亞的欲望和凌駕於中國之上的傲慢感。筆者小時候曾聽到文豪郭沫若在日本所娶的妻子郭安娜（原名佐藤富子）向我母親談起20世紀初日本的情況，這位當時的日本護士的父親雖素稱開明，一聽到她要同中國留學生結婚，便馬上斷絕同其關系，還罵“你怎能嫁給一個‘支那豬’！”

　　日本社會上以貶斥“支那人”為重要標志的侮華、蔑華風潮，在1937年全面侵華戰爭開始后更是一浪高過一浪。此時日本鼓吹要建立“大東亞”的“領導權”，中國不服從便應出兵“懲罰”。日本政府並未對華宣戰就派幾十萬軍隊進攻中國，聲稱只是“膺懲暴支”的“事變”，不承認也不遵守任何國際戰爭法規。熟讀元朝滅宋、清朝滅明歷史的日本上層，又特別欣賞“揚州十日”一類的屠城記載，認為用屠殺制造恐怖最能有效震懾中國民眾。

　　1937年7月日軍大舉出兵中國時，曾自吹“三個月解決支那事變”，結果苦戰近五個月才打到南京，日本托德國大使出面提出的停戰條件，也因過於苛刻而不被國民政府接受。此時，日本最高層選擇在中國的首都制造一場大屠殺，顯然是為了恫嚇中國人民，逼迫國民政府盡快屈服。沒想到的是，這次大屠殺反而激起中國人民更強烈的抵抗。看到這一情況，日本當局才改為掩蓋這一暴行，后來在中國雖繼續實施一系列屠殺卻不大張揚，並且更注重通過誘降策略，分化中國的抗抵力量。

　　南京大屠殺規模如此之大、手段如此凶殘，與“大和民族至上”精神的毒化有著直接的關系。盧溝橋事件爆發后，日本社會上狂熱的民族主義分子對中國人稱“支那”還嫌不足，進而呼為“強克玀”（“豬玀”之意，由罵清朝男人梳辮子而稱為“豬尾巴”“豚尾奴”發展而來）。不難想象，受這種辱華情緒煽動的日本軍人，自然會放手對中國民眾實行屠殺。上世紀50年代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內悔過的日本戰犯在反思犯罪的原因時，都說“那時我們根本沒有把中國人當成人，感到如同屠宰豬羊一樣……”

　　這種法西斯式的“民族至上論”，驅使著整個日本“皇軍”都格外野蠻凶殘。東京審判時，法庭曾出示盟軍繳獲的德國外交檔案中駐南京大使館的報告，因當年德國人是日本的盟友，可在城內自由活動，其了解情況更多，也更具真實性。報告中的評價便是：“犯罪的不是這個或那個日本軍人，而是整個日本軍隊，它如同一部開動著的‘獸性機器’”。

　　這部“獸性機器”的基層構成者，在家鄉大多是本分的工人、農民。然而，軍國主義的毒害，以及野蠻的體制，卻會讓人變鬼。筆者曾於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在日本接觸過一些當年的老兵，從外貌看很像和善的老頭，很難想象他們年輕時曾實施過可怕暴行。這些人大都忌諱談自己到過中國，不過普遍譴責昔日軍隊的野蠻教育和訓練。當時日軍實行終日以耳光相伴的“壓迫轉嫁症”，軍官毒打士兵，老兵虐待新兵，再讓新兵把怒火向外發泄。“當兵兩年，再老實的人也會變得像魔鬼一樣”，這是不少研究當年戰史的日本學者的認識。在野蠻壓迫下心理扭曲的日軍下級官兵被縱容向被侵略者施虐，也就表現為行為的極度變態。

　　日本戰敗后的幾十年間，多數政要和右翼人物總想否認南京大屠殺和其他的戰爭罪行，目的是要恢復當年的“大東亞戰爭正義論”，為此又竭力壓制本國揭露南京大屠殺的人士。例如日本皇室中少有的反戰成員、天皇的小弟弟三笠宮在戰時便了解到南京大屠殺的情況，其所寫的譴責文章遭禁發，直至戰后才公開發文揭露屠殺罪行。結果，右翼分子曾闖入三笠宮的住所進行威脅。貴為“御弟”，都受到這樣的威脅，由此可以想到，普通人要在日本國內揭露歷史罪行會有多麼困難！

　　如今，經歷過戰爭並對中國有些愧疚感的日本老一代人已很少在世，年青一代大都不大了解本國的歷史罪行，右翼勢力的“翻案”活動變得更為猖獗。作為當年受害者的中國人，有責任也有義務繼續在國內外揭露和申訴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其現實意義在於，這樣不僅可以讓日本年青一代人知道當年的侵略戰爭及其理念的罪惡性，也可以讓亞太各國警惕日本的軍國主義思潮在今后卷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