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台湾为舞台的时代风云儿——台籍共产党员叶盛吉的一生

　　新华社台北6月29日电（记者 查文晔 章利新）“天真可爱的光毅儿，见了你的照片，我的心中不知怎样高兴。在当天的夜里我睡不着，我不信，毅儿，大汉（闽南语意指个子高），眼睛、鼻子、嘴都像我吗？”

　　这是1950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台湾大学医学院党支部负责人、年仅27岁的叶盛吉在监狱中写给刚满月的儿子叶光毅的信。这一天，距离叶盛吉被枪杀只有17天。这封信当时并未寄出，而是由叶盛吉在走上刑场那天用领带绑在腰上，留给了收殓遗体的家人。

　　67年过去，当年襁褓之中的婴儿如今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尽管历史的风烟几番吹过，但父亲叶盛吉的形象不仅从未在叶光毅心头磨损黯淡，反而历久弥新。父亲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又是为了何种信仰而死？为了寻找、还原父亲的生平，叶光毅几乎用了一生的努力。他说，自己永远为父亲自豪。

　　作为被殖民者的台湾少年

　　1923年10月，叶盛吉出生于台北。由于母亲早逝，他幼年时即过继给叔父，后定居于祖辈世代居住的台南县新营镇。由于继父在当地制糖公司工作，叶盛吉从小在公司宿舍中生活，在日式环境中长大。1936年，叶盛吉考入负有盛名的台南一中，同批考入的台湾学生只有4人。这是一所面向日本人招生的学校，叶盛吉在此掌握了日语，接受了日本式教育。

　　但在这一过程中，民族矛盾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叶盛吉。继父总是谆谆告诫他，要知道自己作为被殖民者的本分，不惹是非，少说话。叶盛吉也受了日本人的种种侮辱。“日本人嘲笑台湾人爱吃腥膻的猪肉，洗脸时来回在脸上抹……贪财如命，特别小气，仿佛说这些就是台湾人共有的性格。这种话也不知听过多少遍，为之悲愤填膺，不知凡几。”多年后，他在日记中还会为遭受的侮辱气愤不已。

　　尽管内心苦闷，叶盛吉仍旧选择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甚至幻想着，只要沿着同化的道路走下去，一旦成为日本人，就能与他们成为同一个民族。1941年，他递交了更改姓名申请，将名字改为“叶山达雄”。

　　“一方面受着压迫，明白日本人并不把台湾人视作同类；一方面又想通过同化的道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反映出我父亲那一代台湾青年的内心矛盾和认同挣扎，这是十分真实的心路历程，不必讳言。”叶光毅说，正因为勇于袒露、解剖自己，叶盛吉留下的大量日记和手记，才会拥有感人的力量，成为研究者、读者珍视的历史见证。

　　1941年，叶盛吉以全校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但由于台湾学生在本地升读高中受到极不公平的比例限制，叶盛吉只得赴日报考高中。1943年春，他考上了仙台二高理科乙类。这里的毕业生大多能升入帝国大学医学系。在殖民地台湾，仕途之门是不向台湾人开放的。在叶盛吉脑海中，如果能当上医生，开业后就可以不必仰仗日本人的鼻息而去过自己的一生。

　　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1944年，日本社会已经从珍珠港事件时的狂热转为对战争的怀疑和失望，现实让叶盛吉醒悟过来，渐渐识破右翼分子的虚伪面目。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将起而战斗，破一切欺骗、虚伪、利己主义及帝国主义之侵略！”

　　当年8月，叶盛吉和同学们被派到日本宫城县的军需工厂做战时劳动服务。在工厂，身为学生会干部的叶盛吉一反常态，消极怠工起来。他已经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者鼓吹的“八纮一宇”，不过是为达到侵略目的而编造的谎言罢了。

　　这一时期，叶盛吉开始向台湾同学杨威理学习中文。尽管两人的发音都不太标准，但能学会自己国家的语言，他们非常兴奋，这是重新寻回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开始。

　　两人还根据杂志上登载的曲谱学唱中国国歌，叶盛吉也开始阅读《孙文传》、林语堂的小说等各种书籍。学了半年，叶盛吉的日记中开始出现用中文书写的句子，他还准备阅读《红楼梦》。

　　1944年，从中国大陆起飞的轰炸机向日本北九州投下了炸弹。在工厂的一个角落里，叶盛吉和杨威理谈论起这个消息，彼此都兴奋不已。他们认为日本就要完了，真想为此举杯庆祝一番。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叶盛吉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还进而想到台湾同胞苦斗50年的历史，感慨万端。荣枯盛衰，世间之常。诚此之谓乎！”

　　投向“红色祖国”

　　1946年4月，叶盛吉在时隔五年之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乡台湾。他也从东京帝国大学转学到台湾大学医学院就读。

　　光复时，台湾同胞为复归祖国感到由衷的喜悦。但光复后国民党军队的军纪败坏，官僚贪污腐败，工厂停工，社会无序，物价飙涨。为了维持生计，叶盛吉不得不到他校兼课，甚至和同学上街摆摊卖衬衣。生活的困顿，时局的恶化，促使他们思考、批判台湾的现实。1947年爆发的“二·二八”事件，更震撼了叶盛吉的心灵，坚定了他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决心。

　　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陆领导的土地革命、解放战争以及城市学生运动正如火如荼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得到越来越多台湾青年知识分子的认同。对“白色祖国”深深失望的他们，开始主动拥抱“红色祖国”，迎接台湾解放的到来。

　　当年9月，叶盛吉与胡秀山等5个医学院的学生，访问了上海、杭州、南京和苏州。这是叶盛吉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

　　在三个星期的旅行中，叶盛吉看到了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但也看到了中国人民难以估量的力量，他大为震动。“中国社会的深层，正汹涌着一股我们无法一时察知的、深刻的潮流。”他在《内地归来》中写道，中国人民确实是充满了活力的，强大的人民。这活力一旦停止了自我消耗，并且转向外散发之时，便是我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大放异彩之日。

　　去大陆前后，叶盛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二·二八”事件后，中共台湾省工委的党员人数扩大到900多人。不久，叶盛吉成为台大医学院支部的负责人。他通过台大学生自治会举办的放电影、读书会、出版刊物等公开活动，开展对学生的工作。

　　1949年3月，叶盛吉与中学同学的妹妹郭淑姿订婚。叶光毅回忆：“其实看我爸爸的日记，当时局势逐渐紧张，他知道自己从事的工作时刻有生命危险。他对结婚曾很犹豫，因为这可能连累一个女人的一生。他当时对妈妈说，你虽然嫁了一个医生，但是婚后不要立刻辞掉银行的工作。这句话的意思，我妈妈后来才明白。”

　　坚守信仰 向死而生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愈演愈烈，军警开始在岛内大肆搜捕共产党员。5月29日下午，叶盛吉在屏东被捕，后被解到台北关押。

　　叶盛吉案只在9月3日开了一次庭，他以“意图颠覆政府罪”被判死刑。在台湾进行白色恐怖的五六年中，有四五千人遭到杀害，判处徒刑的有八千到一万人。

　　10月2日，妻子郭淑姿生了一个男孩。4日，妻妹到监狱送来了红鸭蛋。叶盛吉一看，就知道生的是儿子。收到婴儿照片的那天晚上，他高兴得一夜未合眼，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在死亡线上逡巡的人。祖父给孩子起名光毅，寓意“面向光明，毅然前进”。

　　“父亲死时我刚出生，他也没来得及亲眼看看我，这是他毕生的遗憾。他对生也很留恋，但他绝不背叛信仰。他知道自己有了后代，可以少些牵挂，但同案的其他青年还未成家，所以他在审讯时都把罪名揽到自己身上，希望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叶光毅说。

　　11月29日，一个下着霏霏细雨的初冬清晨，在马场町河滩旁，随着一阵枪响划破寂静的天空，叶盛吉和他的战友们倒卧在血泊之中。

　　让历史告诉未来

　　父亲离世后，叶光毅遵照遗嘱，潜心向学，后成为台南成功大学都市计划系教授，但他从来没有忘记寻找父亲的历史。叶盛吉留下了用日文书写的大量日记与笔记，为了读懂这些材料，原本打算赴美留学的叶光毅于1975年改为赴日留学，从头开始学习日语。

　　几十年来，他遍访父亲当年的同学、同事，进行了300多人次的访谈。在叶光毅心中，父亲是台湾的好子弟，中华的好儿女，是以台湾为舞台的中国近代史中当之无愧的“时代风云儿”。他在从旧中国迈向新中国的转折关头，不计成败，将生死置之度外，为了中华民族迈入新的时代毅然献出生命。

　　叶光毅认为，父亲作为日据时代的台湾青年，其中华民族意识一开始是肤浅的、自发的，后来通过思考逐渐自觉，这过程是挣扎而曲折的。这不仅是某一个人的生命故事，背后还有一个民族积弱、落后、被欺凌的不幸，且悲剧至今仍存在于台湾，余波荡漾。

　　“50年代白色恐怖的真相在台湾长期被湮灭，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段历史的存在。‘台独’势力兴起后又将这段历史扭曲，将一些牺牲的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涂上或浓或淡的‘台独’色彩，这都是对历史的恶意扭曲，对当事人的二次甚至三次伤害。”叶光毅说，某些势力如果要推所谓“转型正义”，就应好好直面这段红色历史，而不是踏在先烈们的遗体上来谋取自身的政治利益。

　　在今年3月举行的白色恐怖时期政治受难者追思纪念会上，叶光毅作为代表上台发言。为此，他穿上了父亲当年在仙台二高的校服，戴上了白线帽，系上了绣有校徽的领带。

　　“当时我还脱稿讲了一句话：今天，叶盛吉的孩子用这条领带把叶盛吉带到追思会上来，叶盛吉们的灵魂还会再回来!”叶光毅说，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既是怀念过去，更是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