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说起

　　大陆、台湾、香港的57位学者共同撰写的《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日前在大陆出版。该书从计划提出到定稿完成历时5年之久，是在两岸关系前8年和平红利之下两岸文化交流的产物。当前，两岸关系面临严峻挑战，岛内“原民史观”、“台湾史观”抬头，“去中国化”沉渣泛起，因此，有必要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大局来理解《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的意义。

　　共享史料是基础。史学的本质是求真，而求真的关键在于史料。近代以来，两岸的政治分野造成了晚清民国时期关键史料的区隔。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史料的共享已成为两岸学者的共识，而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为共享史料提供了可能。《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广泛地使用了收藏于两岸及港澳乃至海外的各种档案、报纸、期刊及其他中外文文献，这些史料的运用是保证此书学术质量的关键。

　　就档案使用而言，该书使用了收藏于大陆的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苏州市档案馆以及收藏于台湾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等多种档案资料。最近，台“国史馆”提出对大陆及港澳学者采取限制措施，在共享史料上设置障碍，招致两岸学者的一致抨击，则是反例。

　　共写史书是内核。史书是对历史事实的书写与表达，它是史学研究的核心和最主要呈现方式。历史的事实是唯一的，历史的书写却是千变万化的，自上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明确提出“近代史”的概念以来，由海内外不同学者撰写的《中国近代史》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往往是各说各话，交集不多，从而造成了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不同的所谓“范式”，谁也无法将谁彻底说服。此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起，邀请大陆学者34位，台湾学者21位，香港学者2位，就其各自所熟悉的专长研究领域，在充分尊重史料的基础上，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共同撰写史书，应该是在目前两岸政治现实之下，学界对于尚无完全共识的中国近代史领域所取的最大公约数。

　　共建史观是最高目标。史观是历史现象在人脑中的反映，是对历史的价值观念的直接体现，是人们看待历史的价值标准。由于两岸之间在历史渊源、政治现实和价值观念上的关联与差异，两岸在历史观上有相通之处，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求同少异，乃至无异，构建共同的中华民族史观是我们的最高奋斗目标。

　　就《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而言，该书的亮点之一是在处理由台湾学者所撰写的台湾史部分时将其置于整个中国近代史架构之中，通过历史阐述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显示其构建共同的“中国史观”之目的，这无疑是对岛内强调“本土史观”的最好回应。毋庸讳言，此书在论述相关历史主题，尤其是涉及革命党、北洋政府、国民党史、共产党史、抗战史、蒋介石、汪精卫等重要事件和关键人物时，两岸学者仍有差异化论述，这种历史书写的差异化，其本质就是历史观差异化的表现，显示共建史观仍有较长的路要走，需要两岸学者继续努力。

　　总之，《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是在过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特定时期共享史料、共写史书的一次尝试，通过共享史料、共写史书，最终达致共建史观是两岸学者的共同奋斗目标，也是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内在要求。从政治视角解读，该书应是从学术的角度回应岛内隐形“台独”的一把利器。

　　(作者张龙平为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