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朝光：两岸共编近代史水到渠成 盼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

　　日前，《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的民国卷在大陆出版，它也成为两岸近代史学界第一次合作撰写的中国近代史。

　　作为编写者之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汪朝光，11日在北京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坦言，两岸史学界有着多年的密切交往，共编近代史可谓水到渠成，期待可以借此建立近代史研究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

　　据介绍，《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分为晚清卷与民国卷，每一卷又有上册与下册。参与撰写者共57人，其中大陆学者34位、台湾学者21位、香港学者2位，每位学者就其所擅长之研究主题各撰写一章。

　　回顾丛书编撰的契机，汪朝光说，首先，近些年来开放的中国近代史、民国史档案材料非常多，有力地推动了研究的进展；其次，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也是有意吸收两岸学者共同参加以学术为本的研究，建立近代史研究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凸显“以我为主”的观点。

　　两岸对近代史的理解曾经有着天壤之别，共编史书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其编成离不开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两岸学界从无到有的互动。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王建朗在书序中所言，两岸学者从“境外相遇，犹抱琵琶半遮面”，到“轻舟已过，两岸猿声啼不住”，再到今日“海峡春潮，从此千山可任行”。

　　汪朝光说，2000年以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基本上每年都有学者去台湾参加各种会议或访问，台湾每年也有学者到大陆参加会议和访问，大家对彼此研究状况、立场、方向都相对了解，建立起互信的关系。

　　2010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开始拟定编撰方案，而后向台湾学界征求意见，得到积极回应。2011年前后，课题便进入了实施的阶段。汪朝光坦言，其时两岸之间交往正逐渐密切，各领域往来也较为畅通。“所以天时地利人和真是缺一不可。”

　　编撰的过程中，双方保持密切的电子邮件或电话沟通，并不时赴对岸查询资料、直接交流。初稿完成后，两岸学者召开定稿会议，解决一些类似名词术语表述的具体问题，并进行文稿互审。“协作过程中确实没遇到过双方全无共识的情况，毕竟史实只有一个，双方看法是可以在此基础上相互接近的。”

　　他以抗战历史举例说，大陆学者充分肯定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作用，台湾学者也逐渐注意到共产党在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

　　谈及两岸学者的私交，汪朝光坦言，无论学术、人与人关系还是两岸情感，都要多交流，否则难免隔阂生疏。“都是中国人，想法有共性。比如和台湾学者见面习惯喝点酒，但和西方学者见面就很少会如此。”

　　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复杂，在汪朝光看来，对于学者更需要关注其学术立场，但对方至少是不支持“台独”，认同中华民族的。“否则也不可能合作，毕竟修的就是中国史。”

　　经过两岸学者5年多的共同编撰，丛书的民国卷于今年6月出版，晚清卷也将在随后发行。目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正计划出版该书繁体字版本，以使两岸更多的读者都能读到。

　　王建朗在书的序言中指出，“本书见证了两岸学者因交流而建立起共识，两岸史学由分而合的过程”。而这本书的出版也正是一个开端。

　　“可能的话，未来我们将着手两岸合作编写抗战史。毕竟抗战对中国有很重要的意义，两岸对抗战看法的共同认知也越来越多。”汪朝光说，国外二战史很少提到中国，同中国的付出和牺牲不成比例，因此两岸学者有责任共同写一本基于中国立场和史实的抗战史。

　　另一个让汪朝光心系的问题便是史料的收集共享。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近年来持续在做海外珍稀史料的搜集整理项目，通过电子化方式保存了大量的史料。他希望，未来两岸双方可以建立起相互开放查询的电子平台，使得共同研究工作更加便利。

　　谈及未来双方合作，汪朝光坦言，“5.20”后两岸关系走向，可能会影响两岸未来的学术交流。缺乏政治上共识的环境下，或许不利于中国史的阐述。“不过，对于未来，我静观其变，并保持乐观。”(记者 杨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