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要照料95岁高龄、身患阿兹海默症的母亲，清明时节，住在台北的李定安只能向安葬在湖南长沙的父亲李鸿遥寄哀思。
提起清明，91岁的姚辉告诉新华社记者，“我18岁离家参军，中间回去过1个月，再回到四川老家已经63岁，父母也都去世了”。
“在兵荒马乱的时代，这样悲欢离合的故事比比皆是。”李定安说，“你们要访问的话，在台湾还有很多。”
李定安的父亲李鸿和姚辉在抗日战争时期，都曾作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奔赴滇缅印作战，是抗日名将孙立人将军的部下。李鸿曾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军)新编第38师师长，而姚辉当时是一名炮兵。
中国远征军是1942年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为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和抗战“输血线”而出征滇缅印、抗击日军的英雄部队，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型代表。
回忆父亲当年的英勇战绩，李定安告诉记者，1944年6月15日，时任新编第38师114团团长的李鸿正在全力进攻孟拱重镇时接到命令，要他分兵救援在孟拱城东南被日军包围的英军第77旅。
“父亲成功解救英军出围。并继续进攻，终于在25日傍晚攻占孟拱城。”李定安说，为此，李鸿获得英国女皇颁发的金十字勋章。
李鸿升任新编第38师师长后，又率部队攻克八莫，并在南坎、腊戌战役中立功，八莫之役为整个缅甸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新维腊戌区战役战斗详报》中记载李鸿“忠勤、负责、坚忍、辛劳，指挥适切，运用得法，功勋尤伟”。
对于姚辉来说，南坎战役是他参加的第一场战争，回忆起来至今仍历历在目。
“日本人在南坎发动自杀式冲锋，从山下往山上攻。我们炮兵的远程攻击很重要，而且装弹、瞄准，动作必须要快。”姚辉说，“我记得一上午打了3000多发，后来炮口红了不能再打了，立即无线电通知美军，他们空投补给了弹药，然后我们换新的炮管继续打。”
“后来日本人撤退了，但我们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姚辉想了想说，“第二连连长朱良恭阵亡，第一连的代任连长左臂被打断了，观测员也阵亡了。”
从中国军队入缅算起，像李鸿、姚辉一样，在中缅印大战中浴血奋战的中国将士总计有40万，历时3年3个月，伤亡接近20万人，无数英魂埋骨他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李鸿带着部队回到广州，并奉命在广州白云山修建“新1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李定安说，父亲本以为从此和平，没想到内战硝烟再起。
“尽管我父亲在抗战中有很多战绩，但他多次表示，他愿意抗日，却不喜欢战争，尤其厌恶自己人打自己人。”李定安说。
国共内战期间，李鸿因失守长春被解放军俘虏，解放军方面派了专门医生和护理人员为他治病。“我外婆说，长春被围时，城里面没有抗生素，如果不是解放军相救，父亲的一条命就没有了。”李定安说。
1950年，受“老上级”孙立人的召唤，李鸿决意离开故乡，带着家人由香港辗转赴台。没想到到台湾不久，李鸿便被指控为共产党派遣来台湾、策反孙立人的“匪谍”，不仅被严刑逼供，更从此遭受25年牢狱之灾，李定安就出生在监狱中，原名叫做“狱生”。
类似的遭遇也发生在姚辉身上，他到台湾时随身携带了两张共产党的宣传单，本是出于好奇而保留，却因此被怀疑“为匪宣传”，在监狱里关了120多天。“小小一间牢房，被当做‘匪谍’的嫌犯人挤人，根本无法平躺睡觉。”姚辉说。
“我父亲入狱时47岁，正当壮年，出狱时已73岁，成了两鬓苍苍、形容枯槁的老人。”李定安说，“父亲原本就不爱讲话，出狱后更是沉默，以至于我女儿小时候问我‘爷爷是不是不会讲话’。”
李定安说，李鸿在狱中皈依基督教，晚年生活就是煮饭、买菜、上教堂，偶有曾经的战友、部下来看他，也都是他们讲话，李鸿静静地听。
1988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43周年当天，李鸿在台辞世。骨灰由留在大陆的长子、次子迎回长沙，安葬在当地烈士公墓，魂归故里。
“我去年11月刚回长沙祭拜过父亲。”李定安说，尽管台湾当局也会组织纪念抗日英烈的活动，并邀请他出席，但他都拒绝参加。
姚辉退伍后成为一名中学老师，教授语文，育有一子两女，定居台北。“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但在老人的心中，那些长眠的战友是永远无法忘却的纪念。
为了接受采访，姚辉很认真地做了准备，还带来了许多他收集的剪报、材料。这位91岁的老人讲了一下午，直到夕阳照在脸上。
“我一生的经历就是这样了。”他最后说。 (记者曹典 李寒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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