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要照料95岁高龄、身患阿兹海默症的母亲,清明时节,住在台北的李定安只能向安葬在湖南长沙的父亲李鸿遥寄哀思。
提起清明,91岁的姚辉告诉新华社记者,“我18岁离家参军,中间回去过1个月,再回到四川老家已经63岁,父母也都去世了”。
“在兵荒马乱的时代,这样悲欢离合的故事比比皆是。”李定安说,“你们要访问的话,在台湾还有很多。”
李定安的父亲李鸿和姚辉在抗日战争时期,都曾作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奔赴滇缅印作战,是抗日名将孙立人将军的部下。李鸿曾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军)新编第38师师长,而姚辉当时是一名炮兵。
中国远征军是1942年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为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和抗战“输血线”而出征滇缅印、抗击日军的英雄部队,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型代表。
回忆父亲当年的英勇战绩,李定安告诉记者,1944年6月15日,时任新编第38师114团团长的李鸿正在全力进攻孟拱重镇时接到命令,要他分兵救援在孟拱城东南被日军包围的英军第77旅。
“父亲成功解救英军出围。并继续进攻,终于在25日傍晚攻占孟拱城。”李定安说,为此,李鸿获得英国女皇颁发的金十字勋章。
李鸿升任新编第38师师长后,又率部队攻克八莫,并在南坎、腊戌战役中立功,八莫之役为整个缅甸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新维腊戌区战役战斗详报》中记载李鸿“忠勤、负责、坚忍、辛劳,指挥适切,运用得法,功勋尤伟”。
对于姚辉来说,南坎战役是他参加的第一场战争,回忆起来至今仍历历在目。
“日本人在南坎发动自杀式冲锋,从山下往山上攻。我们炮兵的远程攻击很重要,而且装弹、瞄准,动作必须要快。”姚辉说,“我记得一上午打了3000多发,后来炮口红了不能再打了,立即无线电通知美军,他们空投补给了弹药,然后我们换新的炮管继续打。”
“后来日本人撤退了,但我们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姚辉想了想说,“第二连连长朱良恭阵亡,第一连的代任连长左臂被打断了,观测员也阵亡了。”
从中国军队入缅算起,像李鸿、姚辉一样,在中缅印大战中浴血奋战的中国将士总计有40万,历时3年3个月,伤亡接近20万人,无数英魂埋骨他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李鸿带着部队回到广州,并奉命在广州白云山修建“新1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李定安说,父亲本以为从此和平,没想到内战硝烟再起。
“尽管我父亲在抗战中有很多战绩,但他多次表示,他愿意抗日,却不喜欢战争,尤其厌恶自己人打自己人。”李定安说。
国共内战期间,李鸿因失守长春被解放军俘虏,解放军方面派了专门医生和护理人员为他治病。“我外婆说,长春被围时,城里面没有抗生素,如果不是解放军相救,父亲的一条命就没有了。”李定安说。
1950年,受“老上级”孙立人的召唤,李鸿决意离开故乡,带着家人由香港辗转赴台。没想到到台湾不久,李鸿便被指控为共产党派遣来台湾、策反孙立人的“匪谍”,不仅被严刑逼供,更从此遭受25年牢狱之灾,李定安就出生在监狱中,原名叫做“狱生”。
类似的遭遇也发生在姚辉身上,他到台湾时随身携带了两张共产党的宣传单,本是出于好奇而保留,却因此被怀疑“为匪宣传”,在监狱里关了120多天。“小小一间牢房,被当做‘匪谍’的嫌犯人挤人,根本无法平躺睡觉。”姚辉说。
“我父亲入狱时47岁,正当壮年,出狱时已73岁,成了两鬓苍苍、形容枯槁的老人。”李定安说,“父亲原本就不爱讲话,出狱后更是沉默,以至于我女儿小时候问我‘爷爷是不是不会讲话’。”
李定安说,李鸿在狱中皈依基督教,晚年生活就是煮饭、买菜、上教堂,偶有曾经的战友、部下来看他,也都是他们讲话,李鸿静静地听。
1988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43周年当天,李鸿在台辞世。骨灰由留在大陆的长子、次子迎回长沙,安葬在当地烈士公墓,魂归故里。
“我去年11月刚回长沙祭拜过父亲。”李定安说,尽管台湾当局也会组织纪念抗日英烈的活动,并邀请他出席,但他都拒绝参加。
姚辉退伍后成为一名中学老师,教授语文,育有一子两女,定居台北。“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但在老人的心中,那些长眠的战友是永远无法忘却的纪念。
为了接受采访,姚辉很认真地做了准备,还带来了许多他收集的剪报、材料。这位91岁的老人讲了一下午,直到夕阳照在脸上。
“我一生的经历就是这样了。”他最后说。(记者曹典 李寒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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