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民族文教制度东移入台的过程中，无论是明郑政权还是清王朝的文人墨客，都面对的是他们从未接触过的风土地理景观。在历代王朝的台湾经验中，积累较为丰富的是驻军与行政管理，一个具体的台湾进入士人的文学叙事时，更多的要依靠建立在福建沿海生活经验基础之上的大胆想象。
如宋代大诗人陆游任福州决曹之时，写有“尝记早秋雷雨后，柁师指点说流求”的诗句。调任四川华阳后，他在《步出万里桥门至江上》一诗中回忆海景时有诗道“常忆航巨海，银山卷涛头。一日新雨霁，微茫见流求。”这是台湾进入文学叙述较早的记录，也是闽台文学亲缘关系较早的历史呈现。台湾文明开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闽台文士不断发现、叙述、建构台湾的过程，隐藏着颇有趣味的文化想象与认同立场。
明郑政权据台时，其焦点始终集中在与清廷的政治军事抗争之上，其阵营之中的文人包括郑氏父子，难有遍览全岛风土人情的空间。郑经掌控全局之后，其诗集《东壁楼集》中有不少写景抒情及山水游兴之作，这些诗作所关注的景物虽然属于台湾地理空间之内，但这些诗作却很难被视为真正意义上贴近台湾地理空间的作品。“它们没有道及台湾各处山川原港和城乡居聚等地理名称，没有咏述风土民俗和民生物态，没有触及岛上的实际时事，而提及的真实时人也只有四五名而已，因而无法据以了解当时的有关实况。诗歌的命题和取材，大多数以寄情遣兴和山川风月为主，有托意而未必有实指。”
清朝统一台湾之后，聚焦于台湾风土乡情的文学作品与日俱增，这与文教制度东移大背景中的福建文人赴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康熙中期之后，福建赴台文人已经创作了许多以台湾地理民情为题材的作品。赴台闽籍诗人的诗作对台湾的地理形貌、气候物产、乡情民风等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与描述。蓝鼎元十首《台湾近咏》是这其中的典型。
这种注重以写实的手法勾勒描绘特定地理空间中的民情风土的诗歌创作价值立场，实际上深受福建诗人注重风土杂咏诗歌创作的价值取向的影响。康乾时代福建各地热衷于修撰地方志，为福建文人关注乡土生活细节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同时，安定的时代环境使这种乡土关怀成为可能，也在客观上延续了明朝以来时兴的风土民俗诗歌创作潮流。福建文士赴台之后，面对着与内陆生活迥然相异的台湾地理风情，自然会延续并扩大这种主题的文学创作。台湾的风土乡情诗歌创作，实际上可以视为福建同类题材创作的延伸。
清代台湾地理风物的文学叙事还形成了一个特定的主题，即“台湾赋”。有研究者统计，目前所知台湾赋共有76篇，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王必昌、高拱乾等人的作品。福建德化人王必昌的《台湾赋》在详尽地描绘了台湾的地形地貌、物产风俗等区域特征之外，还强调了台湾与福建的关系。王必昌对闽台之间的关联的描绘，并不仅仅局限于物流往来:“泉漳数郡，资粟粒之运济；锦、盖诸州，分蔗浆之余赢”，更重要的在于两地间本原性的地理空间同一性，这就是台湾“其山则祖龙省会”的表述。“其山则祖龙省会”是建立在地理堪舆想象之上的政治认同表述，这种强调台源于闽、闽台同宗的认知，得到了许多台湾府、县志以及文学作品的认同。高拱乾则从台湾的星野问题方面同样强调了台从于闽的政治地缘关系:“星野分属，从何而辨？然台系于闽，星野宜从闽。”
当然，“台从于闽”的政治地缘认同观念，必将导向中华版图内“宣上德”的文学叙述立场，如王必昌在《台湾赋》中称“当王化之将暨，忠孝节义已大著于人心。”对台湾地理空间的描述中同时也存在着守疆卫土的海防意识，如蓝鼎元的《台湾近咏》(其十):“台湾虽绝岛，半壁为藩篱。沿岸六七省，口岸密相依。台安一方乐，台动天下疑。未雨不绸缪，侮予适噬脐。或云海外地，无令人民滋。有土此有人，气运不可羁。民弱盗将据，盗起番亦悲。荷兰与日本，眈眈共朵颐。王者大无外，何患此繁蚩。政教消颇僻，千年拱京师。”这都是闽台一体的中华民族群体观念在特定时代的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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