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23日电 据“台胞之家”消息，我的父亲李乔松1896年8月19日，即日本占据台湾的第二年，生于台湾合中县雾峰乡。在日据时期，他坚持反日农民运动和反日侵华战争宣传活动。台湾光复后，他积极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台湾“二.二八”武装斗争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在台湾农村进行地下党的活动。19 4 9年4月被迫撤离台湾，来到上海。祖国大陆解放后，他参与了上海台盟的建立，不久，又半路出家当中医师。1978年当选为台盟上海支部副主任委员和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l981年4月14日，我父亲病逝于上海，享年 85岁。他一生经历了3个时代，道路坎坷，但一直生活在群众中，坚持革命方向，积极投身于平凡而又多姿多彩的革命工作中。
富有正义感的农村青年
1908年，我父亲12岁时，祖父逝世。从此，他挑起了全家的担子，当时，虽然家里有一些土地，但因缺乏劳动力，生活并不富裕。父亲就不再上私塾，而到乡村的中药店等处当童工、店员，以后又到日本制糖公司当常佣工。由于不满日本人的压迫和待遇差别，1921年，父亲辞去常佣工，筹资与朋友合股开南货店、运输店，并申请开垦荒地三甲多变良田，赚了些钱，生活逐渐稳定下来。
在村里，父亲富有正义感，好打抱不平，敢说话，敢为乡民争权益，被乡民称为敢与日本人“顶桶”的人，受到乡民的拥护和信任，在我出生的第二年即1922年，父亲被乡民选为“保正”(即保长)，并相继担任了有报酬或无报酬的各种公职。如雾峰信用组合理事、乡协议会员、台中州青果同业组合代议员等，为乡民做事，他的声名也逐渐传播开来。
从事农民运动
苏联十月革命的炮声传到东方，祖国大陆“五四”运动蓬勃发展，日本的民主运动和革命活动也都传到台湾。受其影响，从1924年开始，台中的书店里大量出售马列和三民主义书籍以及鲁迅、胡适、郁达夫等人的著作。不满日本殖民统治的父亲看到这些书籍如逢甘露，买了不少并进行学习研究。他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开始崇拜马克思、列宁和孙中山，并在“保正”办公室中挂了他们的像。
1925年，父亲加入了台湾文化协会，参加新文化运动，听日本进步律师布施辰治、麻生久等人及留学日本的台湾学生回台巡回演讲等等，从中接受教育，了解了社会情况，后来，父亲又受到台湾农民组合运动先锋战士赵港的启发教育和帮助，于1926年加入台湾农民组合，并被选为新成立的大屯郡(即区)支部支部长。从此，父亲把家务交给了我二叔，放弃各种公职，积极投身于农民运动，参加反对日本殖民地退职官员霸占农民土地，反对日本制糖公司剥削蔗家的斗争等等。尽管当时我家的经济状况相当困难，但父亲除了让参加农民运动的青年到我家吃住，还资助日本律师来台辩护的经费。
从参加农民运动到1930年，父亲共四次被日本警察逮捕，我家也四次被抄。记得有一天深夜，熟睡的我被破门而人翻箱倒柜的日本警察惊醒，看到父亲被打耳光，还同他们吵着，我很害怕，躲在妈妈身边哭起来。父亲厉声喊道：“不要哭，不要怕，不怕臭狗(警察)。”
由于资助农民运动花掉了大半家产，再加之与人合股的农场经营失败，1933年，我家破了产，家产被拍卖。为了挽救这一局面，1935年父亲不得不筹借资金来到台湾南部的潮州，与人合股租地经营农场，但不幸遭遇旱灾，颗粒无收，负债累累，生活极端困难。这时，日本殖民者来拉拢说：“不要再和日本人作对，就可给你一些官和地。”但被我父亲断然拒绝.后来，他经人介绍到台中市的大丰肥料厂当推销员，为维持生计而奔忙。
反战宣传活动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被迫进行艰苦的八年抗战。日本帝国主义为将台湾作为侵华战争的前沿基地，加强了对台湾军事控制。但父亲反日思想不灭，仍不屈不挠地进行反战宣传。当日本殖民统治者驱使老百姓欢送“出征军人”(即侵华日军士兵)时，父亲就宣传这是要去打“祖碏”(即祖国)的，不要去送。”当他们搞庆祝日军占领某地游行时，父亲就宣传：“什么胜利，是杀中国人的，不要去游行。”当他们强迫老百姓捐献金子，捐献飞机大炮时，父亲就宣传：“不要为他们出力。”当他们驱使台湾青年去当军夫(即侵华日军的民夫)时，父亲就宣传：“咱们是中国人。不要为他们打祖靥卖命。”等等。19 38年父亲因此被日本警察抓去审讯，关押了17天才放出。日本高等警课即派特高来我家监视，这使得反战宣传活动更加困难，但父亲并未因此而吓到。
1940年由于生活难于维持，我家从家乡搬到了合中市，父亲借钱开了家洗衣店，不久，洗衣店又关了门，家中只靠我当小学教员的薪水和父亲的临时收入勉强糊口。此时，父亲与从事农民运动的同志杨逵夫妇取得联系，又秘密地开展了反战活动。1941年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为扩充兵源，要台湾青年当“志愿兵”，父亲就宣传“不要为他们去卖命。”1942年日本殖民统治者推行所谓的“皇民化运动”，要台湾人改成日本姓名等，父亲就宣传：“咱们台湾人是中国人，不要做对不起中华民族祖先的事”。受父亲的熏陶和感染，我坚决不改姓名，也因此被迫辞去了小学教员的工作，只得另谋他职。
1943年日本侵略军还在宣传“皇军辉煌胜利”的时候，父亲就对我说：“日本一定会倒，会打败仗的，你学一点普通话，将来日本人倒了，回祖国做事有用。”在父亲的鼓励下，我向在合中师范学校任教的曹玉波老师学了几个月的北京话，这对我后来到解放区参加革命打下了语言基础，。
美机对台湾的轰炸加强了父亲、杨逵夫妇以及谢富等人反战的决心，他们于1945年组织成立了“焦土会”。我也参加了这个组织，秘密对青年学生进行反战宣传活动。
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
19 4 5年“八·一五” 日本投降，台湾光复，举岛欢腾。无数父老兄弟姐妹流下了喜悦的泪水。父亲立即同杨逵先生商量如何团结群众开展工作，又与谢雪红、杨克煌、谢富等入研究决定组织群众团体“台湾人民协会”，并于10月5日在合中戏院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父亲被选为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后又在11月成立“台湾农民协会”中当选为中央委员，积极地为人民协会和农民协会工作。经父亲的介绍，我也参加了台湾人民协会的活动，为协会办的《台湾人民报》和杨逵先生创办的《一阳周报》做油印工作。
同年9月3日，国民党成立前进指挥所，派人到台湾。10月25日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在台北接受日本台湾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的投降，正式接管台湾。不久，国民党接收官员就暴露了其反动本质。贪官污吏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激起了台湾人民的极度愤怒与不满。 《台湾人民报》就因揭露这些罪恶行径，而于1946年1月被勒令停刊。
从此，父亲就积极地寻找共产党，四处打听共产党有没有派人到台湾来。1946年夏天，父亲终于在杨逵先生处会见了从解放区来的辜同志，并了解到解放区情况和去解放区的路子，辜同志表示积极帮助。在父亲的支持和鼓励下，同年9月辜同志带我(同行的还有王万得夫妇、吴思汉、小吴、大李等)来到上海，住在旅沪台湾同乡会，受到会长、地下党员李伟光和谢雪堂等同志的照顾和帮助。但因国民党发动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往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断掉，我们不能进入解放区，李伟光传达组织指示；要大家回合工作。11月份，我们一行六人又由辜同志带领回合。回台时我带了许多进步书刊，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等著作和《群众》、《文萃》等杂志。和父亲一起秘密组织青年学生学习，介绍解放区情况和共产党政策。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专卖局缉私人员殴打香烟摊贩，又开枪杀人。以此为导火线，爆发了台北市民。“二.二八”抗暴斗争。消息传到台中，3月1日，父亲和谢雪红、杨克煌、谢富等人在台中戏院召开群众大会，声援支持台北市民的斗争。会开到一半，就同愤怒的群众一起分路包围县、市政府，县长官邸，警察局，并缴了他们的枪支。我也从出差地清水赶因台中。当晚，谢富带父亲到他家楼上与地下党派来的王先生会面。王先生要父亲把台中进步人士请来开会，成立武装斗争指挥部，整编武装队伍，占领广播电台和邮局。连续三天人民武装解除了大部分国民党军武装，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但由于“二.二八”武装斗争是各城市自发的战斗，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因此未能把各地斗争的成果巩固下来。3月8日国民党援军在基隆登陆，开始大肆屠杀台湾人民，“二.二八”武装斗争被镇压了。“二.二八”失败后，谢富叫我父亲带小儿子到中部山林避难。我在“二.二八”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根据党的指示照顾七八位参加武装斗争的学生退到山区，等大屠杀结束后，再让他们各自回家。4月29日，父亲接到谢富通知，要他立即赶到台湾南部左营，与谢雪红、杨克煌一起撤离台湾。但由于路途遥远，时间紧迫，父亲未能赶上集合时间一起撤离台湾。6月份谢富通知要我设法护送父亲到上海。7月2日，我们从基隆乘船来到上海的李伟光医院。过了几天我一人返回台湾。12月10日父亲在上海被吸收入党。考虑到父亲的安全组织上曾要求他到香港工作，但父亲认为台湾国民党的清乡工作已经有所松动，而他又在中部的大屯、南投、竹山地区拥有扎实的群众基础，可以此做掩护，因此他坚决要求回台工作。根据组织意见，父亲于l2月4日从上海回到台湾基隆，再由我接回台北，并于当夜赶回台中家里。第二天台中的地下党省工委洪先生来具体交代任务，要求父亲秘密地在台中县南部六个地区搞建党工作。出于安全考虑，他要我父亲不要回台中家里，不要出面搞宣传，只与他直线联系。接到任务后，父亲立即到农村开展地下工作。他打扮成中医师住在可靠的农民家里，深入了解情况，发现对象发展组织，到1948年建党组织已有了基础。9月，根据地下党省委指示，成立了台中南县工作委员会并积极开展工作。
这时，在祖国大陆，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发展，国民党为巩固后方，加紧了对台湾的控制。1948年lO月，我因工作身份暴露而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我被迫离开台湾，途经香港来到山东解放区。鉴于国民党要大搞清乡五户连保，并要抓我妹夫陈火城的紧急情况，按组织的决定，父亲与我妹夫也于1949年4月15日撤到上海，住在李伟光医院。这时，上海处于解放前夕，形势紧张，上海组织安排父亲和其他从台湾来的6名同志于5月9日经吴淞去苏北解放区，但在吴淞被扣押，经疏通才放回上海。在上海大家分散居住，我父亲即作为“病人”在伟光医院“住院”。1949年5月27日我们终于迎来了上海解放。
上海解放之后
上海解放后，我父亲和从台湾撤到上海的同志20多人，集中在台湾旅沪同乡会学习党的政策和时事。不久大部分同志被送到上海市委党校学习，父亲因年纪大而留下工作。1949年7月31日在党的领导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召开台盟华东总支部成立大会，李伟光任主任委员，父亲被选为委员，担任总支部秘书工作，为准备解放台湾接待来往同志。中共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以台盟华东总支部名义，开办了一个招待所，由我父亲负责。我父亲抱着革命热情，配合李伟光积极团结上海台胞并输送了不少台湾青年参加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的台湾干部训练团。
1954年上半年，中共华东局、华东军政委员会撤销，台盟华东总支部也改为上海市支部。组织上为发挥父亲的特长，8月调他到上海市公费医疗中医门诊所任副所长。父亲20年代从事农民运动时，我家多次被日警特高查抄，进步书籍被抄光.于是父亲从1930年开始学习中医书，并请家乡的林容中医指点，掌握了一些医务技术，虽无执照，但也治好了不少亲戚朋友。在华东台盟工作期间，他的医术得到很多前来就诊的朋友的认可。1954年调上海市公费医疗门诊所任副所长，后任上海市第五门诊部副主任，父亲更是认真负责给病人看病，热情体贴病人的疾苦，对经济困难的一些病人还给钱买药等，深受病人的称赞和尊敬。1958年11月，父亲被调到上海第二医院专事中医，当时他虽已60出头，仍不懈地学习研究各朝代名医的著作，大胆细心地治疗各种疑难疾病，得到病员的信任。肺癌患者彭加木，经父亲治疗半年后痊愈。消息传开后，上海和其他各地的许多病人都来信求医，父亲一一认真地回信，能开药方的就开药方，不能开的就给予说明。他还被邀请至北京、西安等地为患者看病。1981年，当父亲逝世的消息报道后，我家收到不少病人的汇款，要求代送花圈。开追悼会那天，一位特地从四川到上海求医的病人推着轮椅赶到龙华参加追悼会，在我父亲遗体前泣不成声。
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70多岁的父亲虽然受到很大冲击，受到精神上和生活上的折磨，但他依然坚信真理，革命意志丝毫不动摇。
1978年2月我父亲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11月被选为台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员。1979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伟大号召，我父亲满怀喜悦盼望祖国早日统一，并为此而努力工作。但他未能看到祖国统一而于1981年4月14日病逝于上海。
李乔松不仅是我的慈父，更是我走进革命队伍的引路人和在艰苦岁月里患难与共的好同志。今天回忆父亲的一生，我要学习他热爱祖国，坚持中华民族的高风亮节；学习他追求真理，不屈不挠地与日本殖民统治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出生人死为党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学习他为祖国统一大业和台湾人民的幸福而孜孜不倦、努力工作的精神。
[ 责任编辑：阳艳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