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秋帆（右）和蔡腾芳（左）捧着蔡老先生夫妇的遗像追思。
薛秋帆夫妇（右）与蔡腾芳夫妇（左）在薛秋帆赠送的牡丹画前留影。
蔡腾芳的孙子蔡振德（右）带领薛秋帆（中）夫妇观看当年躲难的住处。
中国台湾网2月23日据“台胞之家”网站消息 在两岸分隔的一甲子岁月，演绎着多少的悲欢离合。海峡两岸同是炎黄子孙，血管中同样流淌着中华血脉，却因为历史变革而隔海数十年相望不能相见，在大陆或台湾，又有多少人守护着彻夜难忘的忧思，思念着彼岸的亲朋好友，梦想着能有朝一日再续前缘，述说当年的点点滴滴。
福建的薛秋帆老先生便是这其中的普通一员，他在1947年赴台求学时遭遇“二二八”事件，在危急时刻幸得一位普通的台湾同胞相助，得以躲过一劫。1949年薛秋帆返回大陆，此后便无法与恩人取得联系，直到两岸融冰，才得以在60年后重新踏上宝岛的土地，寻找当年的恩人……
赴台求学遭变乱
薛秋帆老先生是福建莆田人，1946年夏从厦门集美高商毕业后失业在家。1947年春节后，他准备赴台湾升大学。3月1日到达台南安平港，在安平镇旅社住宿。
薛秋帆通过广播机了解到“二二八”事件：台北市查缉私烟人员开枪打死人，引起台湾人民的激愤，台北市民群起抗争，起义人员包围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围攻台北市军、警、宪部门，占领银行、广播电台，控制邮电、交通……他当时预感到大难临头，当晚彻夜未眠。3月2日上午，他找到台南市一乡亲处借宿。乡亲告诉他，事态发展异常严重，建议他去台中找堂哥。
3月3日清晨，薛秋帆在台南火车站买了前往台中的车票。当时站台上人群拥挤不堪，一片混乱嘈杂，薛秋帆茫然不知所措。不久开来一列火车，他手提行李，拼尽全身力气挤进车厢。一落坐，人们看他身着中山装，是个“阿山仔”（大陆人），纷纷问他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薛秋帆说他刚从厦门来，要去台中找亲人。乘客们你一言我一语，说起义人员占领台中市，并南下嘉义市与“国军仔”打得很厉害，这列火车不开台中，只开到新营。许多人都劝他，往前走很危险，到新营或附近地方投亲靠友，否则性命难保！薛秋帆举目无亲，心想不如尽快下车。正在这时，火车在一个车站停下来，车门被堵塞得水泄不通。薛秋帆央求对面座位的乘客把他的行李扔出去，他毫不犹豫地从车窗跳下去，刚站稳火车就开了。
临危幸遇好心人
薛秋帆跳下的这个车站叫善化站。果断的决定让薛秋帆逃离了险境，但在这个陌生的车站，他却无助地提着行李站在月台上发呆，不知道该去哪里。渐渐地围来很多人，有的目光凶恶可怕，有个青年人扯着他的衣襟，诘问：“你是不是作了坏事，要席卷潜逃？”有的问：“现在这么乱，你要去哪里？”“有没有亲友可以投靠？”
薛秋帆当时才19岁，从未见过这世面，吓得浑身发抖。这时，有位约40岁的长者，用台湾话问他：“你是福建人？知道泉州府吗？”薛秋帆曾在闽南读书，会讲闽南话，就回答说：“我就是泉州人！”长者面带和善地点点头，薛秋帆的心情也变得轻松些。长者拨开人群，俯身拎起薛秋帆的两件小行李，小声说：“跟我来！”
薛秋帆尾随其后，出站台走了五、六分钟，拐到一座小屋前停下来。长者说：“这就是我家。现在外面很乱，我看你可怜，你就暂时在我家躲藏几天吧！”长者把薛秋帆安置在主房隔壁的小木板房里，里面很黑，一股霉味。长者提进来一只尿桶说：“你这些天就躲在这里，大小便也不要出来。我家生活不怎么好，现在三餐吃番薯米粥，我家吃什么，你跟着吃什么。你不要害怕，事到临头也没办法。外头有什么事，我会来告知你。”经过安置和劝慰，薛秋帆心中暗暗庆幸在乱世中遇到救命恩人了！
长者向薛秋帆介绍说，他叫蔡全能，在当地从事货物运输。家中有妻子，二女二男，大儿子是善化站铁路员工。蔡全能家中广播机里整天不断播送：台湾人民自治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以及各地起义的战况；所有学校已经停课，号召学生参加起义抗争行列；并警告台湾人不许藏匿国民党人员和“阿山仔”，如经查出将一体问罪。
早晚有邻里朋友来蔡全能家聊天，谈各地起义人员和“国军仔”抗争的战况，不少“阿山仔”被起义人员打死打伤。听到这些传闻，薛秋帆心里一阵阵害怕。蔡家对待薛秋帆都很好，不时地安慰他，再三嘱咐他不要跑出去！
后来广播机传来南京国民党政府派大批军队从基隆、高雄港登陆，实行武装镇压，到处枪杀和逮捕起义人员。3月16日，蔡全能先生告知薛秋帆，社会秩序已恢复正常，他可以去台中找亲人了。3月17日上午，蔡先生又拎起薛秋帆的小行李送他到善化车站上车。临别时，薛秋帆不禁潸然泪下，心里默念着“我这一辈子刻骨铭心记着，他是我劫后余生的救命恩人”！
薛秋帆在台中堂哥处休息数天后即前往台北，之后考入台湾省立农学院（后为中兴大学）就读。1949年辍学回福建家乡，在福州市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