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高雄师范大学教授蔡根祥。
清代学者钱泳手抄本《浮生六记》第五记《海国记》的手抄文照片。
要求保护钓鱼岛归属中国有力证据
三次上书文化部未果，蔡根祥就“想说要透过其他渠道，给总理陈情一下”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方辉 实习记者刘超发自北京“今天《中山历记》(《海国记》定稿)部分抄稿，重现人间，不唯学界雀跃，读者亦莫不欣喜。国家以保护珍贵古籍立场，自当视如随珠赵璧，捧手呵护，名列《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刻不容缓！是以据闻日本人对此手稿，觊觎切切，愿出高价罗致，壁藏不出，使我文学既失瑰宝，复令历史丧逸明证。”
这是《浮生六记》研究专家、台湾高雄师范大学教授蔡根祥写给温家宝总理的一封“鸡毛信”。信中“《中山历记》”指的便是《浮生六记》沉寂百余年的第5记佚文《海国记》。最新发现的版本乃清代著名学者钱泳在公元1840年以前所书写的手抄本，而这亦是海内外现存记载钓鱼岛唯一的古代名人墨宝。
“不过我在给温家宝写信时，并没有多想钓鱼岛。”12月8日，蔡根祥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坦承，他只为《浮生六记》文献的珍贵历史价值而上书。
三次上书文化部未果
事实上，蔡根祥得知钱泳手抄本面世是在一年半前。他的好友、山西平遥县学者彭令是这一佚文墨宝的收藏者。
去年6月，香港《文汇报》连载了彭令所撰的文章《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震惊海内外学者。此后，不断有日本、台湾等地学者找到彭令，表达了研读、收藏等意愿。但时至今日，由于文献安全性和研究的需要，海外尚未有学者能够一睹其真颜。
得知这个消息之初，蔡根祥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用他向媒体介绍的话说，《浮生六记》的第五记真实记载了清代时中国与琉球国的交往，特别是两国民间的直接交流，具有非凡的历史与政治意义。
因此，当去年8月大陆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已经确定，并颁发证书后，他随即向文化部发去了推荐《浮生六记》卷五抄稿申报名列《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第二批名单的函文。
蔡根祥从文学、学术、历史和艺术价值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这本佚文典籍重新面世的意义。不过，随后大陆文化部经审查，认为“此件记中山部分的内容，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浮生六记》的第五记，遂定位第五记，证据不足”。
今年9月16日、24日，蔡根祥又两次上书文化部，他说，“详读其文，细端附图，乃得知手抄稿确实为钱泳所写”。在最后一次上书中，他直批文化部某些学者的论断“主观草率、昧于事实、莽定是非，缺乏公允性”。或许是因为言辞激烈，有大陆网友便收集了蔡根祥这三次函文，取题“台学者炮轰文化部”。
“后来还是没有回音，我就想说要透过其他渠道，给总理陈情一下。”蔡根祥介绍道。
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力证
就在蔡根祥孜孜不倦地为大陆保护《浮生六记》卷五佚文奔波的过程中，彭令又有了惊人发现：《海国记》佚文内容显示，1808年，沈复经钓鱼岛赴琉球途中，对钓鱼岛周边情形及方位都有详细目击记载。这比日本宣称古贺辰四郎在1884年发现该岛的时间早了76年。
他告诉香港媒体，《海国记》共约6200多字。其中，“册封琉球国记略”页，记载有“……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这段文字中，明确记述有“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这表明，琉球国西部领域从姑米山(即现在冲绳的久米岛)开始的，以黑水沟为中国(清廷)与琉球国的分界线符合历史事实，钓鱼台(岛)明显在中国的领域内，不属于琉球。
另经考查，清人钱泳手迹原件的抄录时间为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其存世时间也比日本人所谓发现“尖阁诸岛”(即钓鱼岛)的时间早了61年之久。
“由于中日两方都没有真正占领钓鱼岛，因此‘有效占领’这些国际法原则就无法作为法理上的依据。反而是‘先占’的历史依据变成两国对其进行主权争夺的主要依据。如果发现的新文献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就会增强我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谈判地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分析指出。
“希望让两岸读者都能看到”
根据我国历史文献记载，钓鱼岛以东，隔冲绳海沟，为日本琉球群岛，即今日本冲绳县。冲绳县前身即为与中国有500多年称臣纳贡关系的琉球王国。从明朝洪武初年开始，明太祖朱元璋就派遣册封使赴琉球王国，往返都经过钓鱼岛。从那时起，钓鱼岛就载入中国史册，到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琉球国王接受明王朝册封已有11次。
我国现有多部历史文献能明确证实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这当中包括嘉靖十三年册封使陈侃所著的《使琉球录》，其中清楚地记载了他从福建福州发航，经台湾基隆，东北行，经钓鱼岛，再抵琉球王国的航程。此外，还有后来其他册封使所著的《重编使琉球录》、《使琉球杂录》等历史铁证。
而金灿荣认为，“新文献的发现不只是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又一个力证，其实它对中日文化交流、中国当时的海外认识研究都有很大的帮助。”
蔡根祥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彭令现已带着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来到了北京。据他了解，很可能是他给温家宝的书信起到了作用。“我最期盼两点。”他说，“一是让《浮生六记》这份资料能够得到好好保存；二是能让它公开发表，让两岸读者和研究者都能看到、研究、欣赏公开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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