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住红包歪风还需标本兼治
中央严令之下，仍有人顶风而为，发人深思。专家指出，需有更具针对性的制度设置和追究机制，来进一步提升对官员收送红包行为的约束力与震慑力。
去年3月起，江西“红包”问题进入常态化治理。江西省纪委强调，对于违反规定接受红包且不主动上交的党员干部，一经查实，不论数额多少，有职务的，按照组织程序一律先免职，再依据有关党纪政纪规定给予相应的处分；没有职务的，依据有关党纪政纪规定给予相应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多地也开展类似的治理。山西省财政厅今年设立省本级“礼金红包上交专户”和“贵重物品上交专库”，并向社会公布。“专户账号”和“专库代号”均为35581，取谐音“送我我不要”之意。杭州市纪委明确收受微信红包也属变相受贿，将视事实的性质和情节，追究相应的党政纪责任。广东省去年对红包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后，各级廉政账户共收缴红包礼金6500多万元。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廖晓明指出，红包专项治理工作很有必要，目前对干部的免职等处理还停留在“治标”的阶段，治理工作必须向“治本”推进。
颜三忠认为，当务之急，在通过打击形成高压态势的同时，还应强化权力约束机制，完善监督控权，压缩寻租空间。
廖晓明表示，要形成“受贿行贿可耻”的社会文化氛围，对违规收受“红包”的领导干部一查到底，把惩处晒在阳光下，让权力真正得到更规范而严厉的监督。(记者胡锦武 袁慧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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