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揭秘北京“工人大学”：帮打工者找尊严

　　这恐怕是北京市最简陋的一所“大学”了。

　　这所被称为“工人大学”的学校，隐藏在繁华闹市数十公里外的平谷区张辛庄小学里。杂草和学生种的葱点缀着这十几亩的废弃校园，操场的水泥地上只有孤零零的一座篮球架。村里广播中的流行歌曲，常常不合时宜地飘进正在上课的教室。

　　低矮屋子里坐着的19名同学，是学校的全部学生。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打工者。除了1名大专毕业生和4名高中生外，其余人只有初中和小学的学历。

　　在为期6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工人大学生”，不仅要学习电脑维修和软件使用等知识，还要学习包括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文化课程。截至目前，工人大学已培养200余名学员。

　　“学校通过每天的课程、劳动、分享，让工友们看到更多可能性，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有尊严地活着。”工人大学的创办者孙恒告诉中国青年报社记者，“同时希望学员能把公益精神发扬光大。”

　　他们看不到出路很痛苦，只有选择逃避

　　村里的广播在6：50分准时响起。校园生活从此开始。半个小时的晨跑结束后，就是一天的课程。

　　4月10日的第一堂课，由孙恒讲“社会资源”。黑板上写满矿、树林、水等各种物质资源。临近尾声，他转身写下两个大字：思想。

　　“什么是思想？什么是精神？人和人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区别就在于思想。”孙恒缓缓地说，“现在是一个精神信仰缺失的时代，所以你要问问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么？”

　　不过，学员对此并无太多反应，有几个学员只是点点头。

　　孙恒给学员提出的，是一个颇让人尴尬的问题。

　　学者吕途对此深有感触。她访谈过上百名打工者，也在两家工厂体验过。她发现，孙恒提出的问题，不少打工者甚至都没有概念。打工者往往把大量的休息时间，用在游戏、煲电话粥上。

　　“现代社会看起来好像给了新生代打工者更多的自由，但他们只有从这个工厂到那个工厂的自由，他们看不到出路很痛苦，可是人总得要过啊，于是就只有选择逃避痛苦。”吕途说，“不是大家不去想，而是社会不给他们机会。”她把自己访谈的内容，整理成了一本书，名字就叫《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

　　吕途是孙恒的妻子，也是工人大学一名研究者。她把讲述打工者历史的课程带进教室，并鼓励大家写下打工过程中的感受。

　　大小各异的纸片呈上来，几乎全是苦闷。

　　“上学的时候教科书总是说，中国工人农民最光荣，步入社会的时候，社会现实总是说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是弱势群体。光荣的工人怎么会沦落到弱势群体？”一位同学写道。

　　孙恒也有如此苦闷。1998年，23岁的孙恒辞去河南一所中学的音乐老师教职，带着吉他，卷上铺盖，坐着农民工专列到北京闯荡。

　　他做过推销员，当过搬运工、送水工。当他鼓起勇气，到唱片公司推销自己的歌曲时，遭到嘲笑。后来，他就四处流浪，以唱歌为生。在行走中，这名“打工歌手”渐渐明白了现实的残酷。

　　这正是孙恒创办工人大学的起点。他将中国庞大的打工者群体，称为“新工人”。他“希望搭建一个文化教育平台”，让新工人在平台上能清醒认识到自身的价值。

　　“大家对这个称呼特别喜欢，过去成为工人是一种梦想，加了一个新之后，带了过去美好的东西，又代表在新时代，要创造新的东西。”吕途说，“‘农民工’给人一种永世不得翻身的感觉。”

　　2010年，富士康发生14连跳事件，对孙恒触动很大。他演讲时，总是喜欢在幻灯片里放上一张跳楼事件发生后，工厂在职工宿舍楼外加防跳网的照片。

　　“问题发生后，人们总是从外部寻求补救措施，甚至求神拜佛，却没有人关心工人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孙恒语气中带着愤怒。

　　为了让工人更好地了解自己，在设置课程时，孙恒有意增加了关于共和国历史和打工者历史的内容，还包括介绍团结经济工人合作社的课程。

　　除此之外，工人大学的招生简章里，“师资力量”一栏已经列出了一串长长的名单，除了孙恒和吕途教授的课程外，中国乡村建设规划院院长李昌平，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刘忱，以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梁鸿在内的专家学者，也会偶尔来到这所看起来荒凉的校园。

　　改变不利现实，首先需要工人自身意识到

　　4月的一个早上，教室里有些昏暗，阳光还没有照进来。学员们已早早坐在教室，等候讲师的到来。

　　这堂课的讲师，是北京大学一名志愿者。他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带进课堂，试图让这些工人明白什么是商品、货币、价值、可变资本。

　　一系列复杂的概念让学生们不知所措。但当志愿者提问“老板会用什么方式让你们多干活”时，课堂一下子活跃起来。

　　“把工作时间定得很长”，“生产线上不让说话”，“把基本工资压得很低，让你不得不加班”……学生们开始分享自己的打工经历。

　　志愿者很快在凸凹不平的黑板上画了一个图。“加班看似多给你工资，但是你还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所以工资等于没变。”他解释道。

　　像这样的“启蒙课”还有很多。

　　在工人大学毕业一年以后，黄林峰仍然能记得吕途在上课时讲过的亲身经历。

　　那时她在一家台资工厂体验工作，劳务派遣公司的人从来没有做过自我介绍，“随便是谁都可以吆喝我们”。到了车间以后，“车间主任挑人的时候，感觉自己像是集市上的商品，让别人看看新鲜不新鲜，形状合适不合适”，“工具只要能用就可以，只需要知道品种，没有具体的名字”。

　　“这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世界。”吕途总结。

　　黄林峰深受启发。“以前在工厂里边管理者总是不喊我的名字，我都习以为常了，现在吕途老师说了，这是对我故意的贬低。”他说。

　　毕业回到深圳后，黄林峰再次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

　　这是一个他曾经无比厌恶的地方。“感觉自己不像个人，没有自己的思想，想和旁边的人说说话，都不允许”。除了机械的手部动作，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在心里唱歌给自己听。

　　但现在，他不一样了。

　　2014年年底，黄林峰希望辞去工厂工作回家休息一段时间。按照惯例，他首先需要车间主管开出辞工单，才可以办理后续手续。当时正值年底用人紧张之时，辞工单被主管扣着不发。

　　“在工人大学那里我才知道，辞工单可以自己写。工厂说没有收到辞工单，我就用快递寄给他。”他回忆道。

　　于是，他就越过车间主管，自己写好辞职单并用快递发给公司有关部门，顺利辞职。

　　车间主管很生气，“都像你这样工厂还怎么开”？但黄林峰想着要把这个点子告诉更多工友。

　　“现在的打工者普遍面临的问题是，家乡已经很难回去，待在城市里又必须不断地打工，很痛苦。”站在工人大学破败的教室外面，孙恒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是一个不利的现实，但改变它首先需要工人自身意识到，如果自身都不觉得有问题，就只能一直忍受下去。”

　　行动才是最有力的武器

　　上午将近3个小时的讲授后，孙恒决定做一场测试，“看看大家会不会发现问题，并利用手头的资源解决问题”。

　　19个人的班级被分为两个小组，要求找出校园内存在的一个问题，并解决它。

　　其中一组把目光锁定在厨房门前的泔水桶和满地的垃圾上，他们找来铁锨和扫帚，开始清扫。另一组的同学则着手整理杂乱不堪的图书室。

　　“你们做的这些都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但是要记住，行动才是最有效的武器。”一个小时的测试结束，孙恒总结道，“我们现在只是改变一个小的世界，但大的世界不就是无数个小的环境组成的吗？”

　　在工人大学，小的改变一直在发生。

　　盘成芬是第一期毕业生。出生于1986年的他刚满18岁就到深圳打工，梦想着工作15年，交齐社保后留在这座城市。

　　这个来自湖南永州的小伙子“总是觉得工厂不好”，换了许多工作，仍看不到出路。2009年，他被工厂辞退，再没找到其他工作。梦想破灭了。他想回到家乡，但家乡的房子倒了，只好在城市里待着，“看有什么机会”。就在这时，他看到了工人大学的宣传，决定北上学习。

　　在这里，他听到了孙恒创作的歌曲《打工打工最光荣》。歌中唱到：“我们是新时代的劳动者，我们是新天地的开拓者，手挽起手来肩并着肩，顶天立地做人……”

　　“以前我一直很自卑，拼命想反抗却不知道怎么办。”盘成芬说，“后来我明白，高楼是我修的，这条路也是我修的。即使老板不给我工资，我也知道城市里有我创造的价值。”

　　除此之外，他还在工人大学接触到全国各地服务工友的机构、志愿者，“有时候很开心，有时候想哭”。

　　在吕途讲授的“社区调查方法”课上，盘成芬第一次知道工人的生活可以用一些方法记录下来，传递下去。“整个人好像展开了一样，以前是个只会干活的人，现在会思考，不只思考自己，还思考整个工人群体是怎么样的。”盘成芬说。

　　23岁的黄林峰，在听了社区调查的课程后，奔赴佛山，调查当地留守儿童现状。“以前觉得父母出去打工，孩子留在家很正常啊，现在才知道原来留守儿童也有很多心理问题需要解决。”出生在江西赣州的黄林峰告诉记者。

　　“现在的工人群体面临很多问题，我们往往首先想到希望国家和社会作出改变，但每一个个体都是有选择的，你应该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吕途说，“没有个体的觉醒就没有群体的觉醒。如果更多人去实践和创造的话，可能从底层有一种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