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到2020年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性十年，改革的战略选择不仅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而且对国家民族发展的未来走向具有全局性影响
无论是从对当下突出矛盾、问题的全面审视，还是从对未来十年、三十年乃至更长时期成功发展、长治久安的战略构想来看，2010年都是中国改革的关键一年。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方面体制改革的任务相对较轻，改革的重点将从“体制性安排”转向经济调控等方面的“技术性安排”。
在未来30年，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紧迫性，特别是在形成有效率的公共政策体制、德才兼备的公务员体制、民主的公共财政与预算体制等基本体制改革方面，将是决定中国发展成功的关键，也是维护社会主义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
2010：转折关口
2010年是中国改革处于重要转折点上的关键一年，改革的指向应有“问题意识”，着力于厘清社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体制机制根源。
通过对现有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即：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三农问题、腐败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信任缺失问题。
而这些问题的产生，都与“政府良治”或政府自身改革相关联，不可能仅仅通过技术性的或纯经济手段就能解决，必须通过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或“制度理性”的安排才能完成。
因此，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实现从经济体制改革向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决定性扩展，推进“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体制建设，加快政府自身改革的步伐，为社会的稳定和谐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2010年到2020年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性十年，改革的战略选择不仅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而且对国家民族发展的未来走向具有全局性影响。
这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正处于“现代化”向“现代性”转变的“结点”上，如果说现代化预示着社会的“不稳定性”，现代性预示着“稳定性”，那么，未来十年改革的重要走向就具有“稳定性”的特征，要从战略上抓住影响稳定全局的关键性制度进行改革。
改革必须具有前瞻性，必须深入到价值层面和制度层面。
换句话说，改革必须摆脱“纯经济学思维”，要用“政治经济学思维”思考改革大局，把改革切实推进到“政治行政体制”这一关键性制度改革阶段，为社会稳定提供价值和制度上的保证。
制度理性：以“创造公共价值”为旨归
在关于改革的话语体系中，“公共价值”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必须放在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高度加以认识和把握。改革与发展之所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共识”，就是因为它具有“创造公共价值”的基本特性，其结果能够改变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生存和生活状况。
公共价值与公共政策和公共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公共政策体现的是制度理性，公共政策只有在公共精神的指导下，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才能有效地实现公共价值。
因此，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就是能否实现公共价值的“关键词”。公共价值由于其具有长远性、全局性和重要性的特征，在一个国家和社会整体发展目标的实现中就具有重大战略性的意义，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凝聚力的基本载体。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短期目标，都必须服从国家“创造公共价值”这一长远目标，否则就可能造成动摇国体的严重后果，给整个民族造成伤害。这就是说，公共政策对形成和引导社会公共价值、凝聚民心和社会共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得民心者得天下”。通过公共政策维护和创造公共价值，消解社会矛盾和问题，发挥和创新“制度优越性”，最终实现“民主、民生、公正、和谐”的社会发展目标，是我们民族彻底复兴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证。
有鉴于此，公共政策制定体制领域的改革有待更深层次推进。
首先，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公共政策、特别是社会政策制定过程的公开透明和程序民主，使社会公众对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政策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从根本上落实人民的民主权利。
其次，要从制度上确保新闻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使媒体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最后，要切实发挥各级人大和政协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下决心逐步实现地方各级人大代表选举改革和专业化，使地方各级人大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中，能切实发挥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作用，减少公共政策的失误和政策浪费。
“才”与“财”：改革之两翼
干部人事体制改革、公共财政与预算制度改革，则是改革之两翼。
干部是国家首要的软实力，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团结、人民的向心力与官僚体制的廉洁、责任和效率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一个负责任、高效廉洁的政府要靠合理的政治行政体制机制来维系，而不是靠个人美德来维系。掌握公共权力的公务员只有在刚性的制度框架内才能正确行使公共权力。
从各种调查结果来看，干部腐败、公权私用问题已经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最大障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具有极大的紧迫性。
归纳起来，腐败产生的根子还是在于“一把手”权力过大又事实上没有监督造成的，“一把手”的用人权和财权事实上处于监控不力状态。
如果长此以往，必然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威信造成伤害。
因此，关键性和紧迫性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主要有三点：首先，必须下决心改变目前各级各类地方和基层组织“一把手”事实上的“任命制”，逐步推行群众参与的“选任制”，从源头上规范“一把手”的权力运行；目前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试行的“公推直选”，是个好经验。
其次，要加快“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立法进程，文明社会的运行经验证明，财产申报制度是遏制腐败的有效手段之一。
同时，为了遏制权力腐败、买官卖官、跑官要官等现象发生，在考入公务员队伍以后的晋升渠道设计上，要参照世界各国公务员晋升的经验，按照资历和绩效晋升的原则，使公务员晋升和“职业预期”规范化，减少人为因素和政策变动因素的影响。
财政是政府工作的发动机，目前中国预算内财政收入从10年前的1万亿元左右，增加到2009年的6.8万亿元，增长了近7倍。如何花好纳税人的钱、防止特权腐败确实是个大问题。
根据世界各国的做法，有两条经验值得借鉴：首先，要走民主预算的路子，把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分开，充分发挥人大在预算编制和监督执行过程中的作用；其次，要加快预算公开透明、分类细化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实现“阳光预算”，便于公众和媒体的监督。（文/竹立家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