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杭州８月１日专电（记者岳德亮、张和平７月２８日早上开始，浙江温州出租车汇集在新南站、惠民路、客运中心、加油站等１０多个地段，城区出租车进入大规模“停运”状态，并有少数人一度公开阻挠试图继续营运的出租车。
近年来，出租车“停运”一词不断冲击人们的视线。是什么导致了出租车行业当前的困局，如何打开这个易“死”的“结”？有专家表示，近期可以从限制营运牌照价格和为“的哥”制定最低收入标准缓解。根本的体制上原因，还需要立法来推动解
“停运”一词不断冲击人们的视线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８日中午的浙江温州市区街头，暑气逼人。但是被当地人戏称为大街上“蚂蚁般”的出租车踪迹皆无，仿佛人间蒸发。
同样的情景，去年１１月３日早晨在西南重镇重庆“率先”出现过：当不少重庆市民准备“打的”上班、赶火车、赶飞机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往日满街跑的出租车全都不见了。此外，牡丹江市部分出租车也出现了持续停运。
近年来，甘肃、海南、广东、湖南等地也多次发生出租车停运事件。为什么出现“停运”？各地见诸报端的原因剖析略有不同：如重庆市出租车车主多次向主管部门反映收入低、加气难、黑车多、罚款多等问题，让管理部门和出租车公司降低规费，但其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矛盾越积越多；温州市“的哥”则主要反映无论是等多长时间红灯，计价器显示数额没变化，而且呼吁多年的运价调整、燃油附加费等也一直没有下文。
牡丹江市停运主要原因则是因为出租车主对政府拟出台的新政策中涉及的经营期限、经营权出让等问题表示不满。
加气难、运价低、计价器不合理……显然，“停运”的背后都是一个相同的诉求：收入低。７月２９日下午，在温州市运管处的二楼会议室里，一位来自浙江衢州的“的哥”说，他仔细算过，一个月平均下来每天进自己腰包的收入在６８元至７１元之间。全月一天不休，只赚两千元出头。他说，一般出租车司机平均月收入仅２５００元至２８００元。
而据一些“的哥”反映，这个还算中等偏上的，有的一天只有３０元至４０元甚至更少。那么每天收入多少才算不低了呢？“为了给两个儿子盖新房，家里欠了六七万元外债。”安徽阜阳籍出租车驾驶员涂先生告诉记者，“一天最好能稳定收入１００元左右，这样还债的压力能轻些。”
多次巧合“偶然”昭示着必然
有专家指出，每次停运事件，都是一次“偶然”，但是多次“偶然”昭示着必然。停运事件此起彼伏说明，出租车行业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尚未解决，出租车司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有效保护。而种种迹象也证明，在一些地方民意表达渠道不够顺畅、出租车市场管理体制不尽完善，这些因素显然都成为停运事件爆发的导火索。
车轮滚滚，“的哥”“的姐”们整天疲倦地奔波于大街小巷，每天眼睛一睁，沉甸甸的份儿钱就压在身上，即使生病有事也不敢轻易休假。玩命的出租车司机，常被称为现代版的“骆驼祥子”。
什么造成了出租车驾驶员群体感觉到收入低呢？在温州当地著名的“７０３８０４”论坛里，有网民分析说，这是出租车行业内部的利益分割出现了问题，通过行政垄断措施，车主拿走了劳动者大部分报酬。从上世纪８０年代起，温州出租车营运证实行投标拍卖，价格从２０万元到１２６万元一路走高。很多原来有营运证且自己开车的个体经营者逐渐把车转租出去，雇人开车，自己收起了“份儿钱”。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导陈国权教授认为，问题的根本在于出租车行业的定位问题。出租车行业不应该是完全的市场行为，应该是准公共服务或半公共服务的产品，政府应负有责任，提供服务，而不是什么都收钱，加重了该行业的运营成本。
牌照须“限价” 的哥应“保值”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对出租汽车均实行特许经营制度，即由政府决定出租汽车数量，并物色经营企业、分配经营车辆数量。其结果，不仅使出租汽车行业成为一个相对垄断的行业，几家公司掌握了车辆承包金、出租车运费的实际定价权，而且与政府主管部门形成了扯不清的利益关系，政府难以对出租汽车公司实施有效指导和监督，还埋下了权力寻租的祸根。
与此同时，出租车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７０％，工会组建率低、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等问题严重。
温州市运管处处长杨作军告诉记者，他们很欢迎出租车驾驶员到运管部门诉苦，及时沟通。但是从７月２９日下午开始的公开接访中，记者发现，很多驾驶员对于怎么反映问题并不清楚。有关专家指出，这说明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需要建立一种双方能够有效对话、协调关系的沟通机制。
就当前而言，杨作军认为，缓解出租车行业的矛盾，在明确出租车行业是公共交通的补充的基础上，政府可以考虑对出租车牌照价格制定最高限价，同时参照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制定出租车驾驶员的“最低工资标准”。
记者注意到，在温州市政府７月２９日上午公布的多项措施中，就明确提出研究制订出租车承包费最高限额标准。
多位出租车驾驶员向记者表示：“如果每天很轻松就能赚到现在这个收入水平，我们也不愿意冒着被罚款的危险频繁超车、违章，拼载客人。”
而对于社会各界反映较多的体制之争问题，有关专家指出，这需要更高层面来协调解决，比如可推动立法理顺各方关系，平衡各方利益。
陈国权教授表示，在准确定位出租车行业的同时，政府有关部门还须加大对非法营运等的打击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