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卡内基中国透视》10月刊文章,原题: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
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已经扩大到全球范围。《卡内基中国透视》针对此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危机根源等问题,采访了美国权威金融学家陈志武、卡内基高级研究员盖保德和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约翰逊。
谈到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盖保德对中国经济的现状持乐观态度。他发现,中国已经成功地把通货膨胀压下去了,现在已经准备好刺激扩大国内需求。他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不仅摆脱了通货膨胀的束缚,有空间来刺激国内消费,而且财政体系也有能力来支持这一扩张。他还写道,“短期的贸易收缩会使经济增长放缓,但这也只会持续几个季度,不会更长。中国实际上是站在一个优势地位上面对此次金融危机。” 陈志武则认为,“中国的一些金融机构还包括一些国有企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会有一些在外汇市场与商品期货市场中的损失暴露出来。但总体上中国的金融体系受的冲击非常有限。”
“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将承受的冲击主要是在实体经济方面。一些高度依赖出口的沿海省份,在接下来一两年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陈志武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打击会很大,这些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将在“明年更加具体地显现出来。然而,“这次危机也给中国带来一些好处与机会。过两三年再回头看,中国可能走出来是最大的赢家。”他指出,首先,能源与原材料价格的下降大大降低了中国经济发展成本。其次,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压力可能成为中国进一步做出实质性改革的动力,从而对中国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利。
有些人责怪中国引起了美国的次贷危机,因此也是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3名专家都不同意这种说法。这种说法的逻辑是,中国向世界输出过剩的廉价商品,导致美国人借贷过度消费;另一方面,中国把通过贸易盈余积累起来的大量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债券市场,也导致美国次级债券等金融产品的过度发行。陈志武认为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中国实际上是在美国有这些需求的情况下才生产这些商品的。美国公司提出订单,中国公司才生产制造。”“为什么说问题的起源是中国给美国带来的,而不是美国作为行为方、决策方自己先做出这些有问题的放贷与证券融资,才产生过剩需求,从而在根本上造成了今天的局势?”他还指出,“美国社会不会有太多人把这种说法太当一回事;中国也没必要过于敏感。”
盖保德则从时间顺序上辩驳了把危机归咎于中国的这种说法。他指出,美国房市在2000年、2001年左右就出现泡沫,到2003年、2004年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而中国的贸易盈余在2004年以前都较小。因此,从时间先后顺序上来看,这种说法也站不住脚。
许多学者预测,这次危机以后,政府监管将更得人心,因此也将在各国更受提倡。盖保德反对将政府监管政策过于简单化。他指出,“不是更多或更少的政府监管(我们不能这样思考)而是在什么阶段,具体实行什么样的监管。”陈志武则认为,即使加强监管是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从这次危机中得出的教训,此教训却并不适用中国。“中国不是监管不足,而是监管得太多太细。金融管制使得金融市场对促进消费增长所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中国如果不能在金融管制上根本上放松,中国经济从靠投资、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到靠国内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转型就根本不可能。”
一些学者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世界力量重心继续从西方向东方转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陈志武认同危机后国际格局将更加走向多极化。“这次危机可能使美国的实力受削弱,同时使中国的实力相对提升。”但陈志武也说,“美国自由的媒体,多党执政、互相制约的政治制度,再加上这么多知识分子能独立自主地去思考这些问题。这些方方面面的从制度到学术上的优势就保证美国自我纠错的能力。这是中国国内人士不能低估的。”
约翰逊则认为中国和美国从危机中走出来以后都将成为相对的赢家,欧洲的实力会被削弱。